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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萄京娱乐抗战八年山西没有沦陷日寇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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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萄京娱乐抗战八年山西没有沦陷日寇之手

澳门新萄京娱乐,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一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蒙委员长采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至第一次南岳会议,委员长指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战重于军事战”。迨民国二十八年,改订战斗序列,遂设立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将正规军开至敌后游击,且规定各战区应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本战区内担任游击任务,化敌后方为前方。是时,沦陷区民众闻风而起,纷纷加入游击队,发展至为迅速。当时,沦陷区之面几大部为我占领,使仅控点线之敌人,穷于应付。 当我正开军事会议于武汉时,适遇太原失守。当时会议中即曾讨论第二战区失守,大本营应如何指示问题。是时,第二战区队伍已纷纷准备渡河,离开山西,我立即建议:“以阎长官统率所有队伍即于战区内担任游击,不论任何部队不得退过黄河,否则以军法从处。”是时阎长官拟将长官部撤离黄河,我认为长官部应为部属之表率,岂能例外,故极表反对。当时,我更从山西地位之险要与阎长官在山西之深厚关系,说明此命令之贯彻,绝无问题,故此案遂作定论。而我此建议,关系全局很大,直至抗战末期,山西一直控于我手。 当我提出游击战建议时,曾有人指出,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我表示说,以打游击起家之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国军当亦能打游击。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做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励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者动。”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在民国二十八年冬,为适应游击战需要,于军训部任内曾收集游击战资料,由军学编译处编成《 游击战纲要 》一书,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张本与实施游击战之依据。 军训部为颁发《 游击战纲要 》一书,曾有一训令,兹将全文录之如下: 查游击战为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兵力,争取主动地位,富有弹性之战法。年来,各战区因地实施,颇收成效,山西方面,尤为卓著。兹根据作战最高指导方针,适应现阶段之需要,应在敌侧后发动较前规模更大更坚强有力之游击战,庶可使敌深陷泥淖,穷于应付,而予致命之打击。惟国军干部对此尚欠普遍与深刻之研究,且苦无正确之完备教材可资参考,本部遂搜集有关游击战之资料及各区实施经验与心得,加以整理,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随令颁发,各部队学校一体研究,俾利实用,而歼敌寇为要。 自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抗战至二十七年六月之武汉会战,国军均使用正规战术,因装备较敌为劣,火力不及敌人,且制空权操于敌手,故每一会战,我军均伤亡惨重,元气大伤。 敌自发动侵略以来,我海岸线北起渤海,南迄南海,皆为其占领,港口亦为其封锁,而华中、华南之陆上重要城市,均为其控制;且平津、平汉、津浦、陇海、京沪杭等重要铁路,亦悉为敌所占。惟敌占地愈广,兵力愈分,敌仅能控制点线,不能控制全面。当时,敌之前线,于华北进至包头、太原、风凌渡;于华中进至开封、信阳、岳阳;于华东进至杭州;于华南进至广州,遂于此时停止进攻。 是时,敌于军事上,以有力之部队集中于武汉,企图打击我豫、鄂、湘、赣地区之野战军,以减低我抗战斗志,消灭我军实力;于政治上,则扩大伪组织,冀以华制华;于经济上,则榨取沦陷区资源,希以战养战;于外交上,则发动和平攻势,诱我屈我,如民国二十七年冬,日首相近卫发表之三原则(1. 善邻友好;2. 共同反共;3.经济合作)。以上为敌对我之策略。 民国二十七年冬季,第一次南岳会议时,蒋委员长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敌后方扰袭敌人”等重要训示。乃于二十八年春季,变更战斗序列,增设冀察、鲁苏两敌后游击区,派遣部队进入敌后,加强游击,扩大面之占领,控制沦陷区之面,使敌困守点线。同时,各战区划分前方若干地区为游击区,指定部队从事游击,打破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阴谋。尤为加强战地政务,于二十八年春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各游击区成立分会或区会。由各战区最高军事长官兼任主任委员,以期党、政、军一元化,确实合作,使力量集中,发挥总体战、全面战之效力,以打击敌人,争取最后之胜利。 军委会对当时敌情之决定,加强游击之方针,十分正确,故冀察、鲁苏二游击区以及各战区指定之敌后游击部队,因国人憎恨敌人,鄙视伪组织,故举凡敌后地方团队,地方民兵,一时风起云涌,莫不自觉自动加入游击队,以打击伪军,将敌后方变成前方,使敌困守点线。 1. 苏鲁战区 山东民气强悍,对敌皆能同仇敌忾,一心归向中央。自敌占青岛、济南后,各地纷起抗日,迨鲁苏战区成立,于学忠、沈鸿烈分别领导沦陷区游击队,势甚浩大,予敌极大威胁。至二十八年六月上旬,敌集中第五、十一、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分由胶济、陇海、津浦各路,向我鲁南游击根据地——沂山区与日照山区围攻,攻陷我莒县、沂水、蒙阴,敌军伤亡总在五千人以上。以后我军转进沂山,费县、日照山区配合地方团队,仍控制广大地面。当时,我后方以飞机投粮弹,依地面路线钻隙补给,彼此联络依然紧密。 共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各一部,由徐向前率领潜入山东,初对国军表示友善,互不侵犯,而后发展组织,夺取地方政权,控制民众。之后,中央乃调回沈鸿烈,以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为鲁省主席。是时,共产党势力遍布,我实力薄弱,苏鲁战区亦徒有其名而已。 至三十二年五月上旬,敌集中兵力向我沂蒙山区围攻,我军被迫向南突围,共军占领沂蒙山区。是时,省主席牟中珩请辞,改以何思源继任,仅保有寿光一区,山东游击区至此名存实亡矣! 2. 山西游击区 山西游击区属第二战区管辖,自太原沦陷后,军委会于汉口开会,决定第二战区部队不得退过黄河,仍于就地打游击,违则以军法从事。 第二战区直辖部有第六集团军杨爱源,第七集团军赵承绶,第八集团军孙楚,第十三集团军王靖国,皆为其基本部队,合共八个军,计步兵二十一个师,骑兵三个师,中央拨归指挥者不计。另有十八集团军辖三师——一一五师林彪、一二○师贺龙、一二九师刘伯承,并长官部直属部队四个炮兵团,二个工兵团,势力甚为雄厚。 山西各部队以太行、中条、吕梁、五台、恒山等山脉为游击根据地,占领广大正面,不断扰袭敌人,使敌消耗很大,并压迫其困守于正太、同蒲二铁路沿线狭长地带。至二十八年春后,敌曾八次攻中条,二次攻泽潞,扫荡我主力根据地,但因兵力不足,并未达成其愿望。至二十八年四旬上旬,军委会令各战区发动“春季攻势”,国军曾分兵攻袭闻喜、绛县、横岭关等地区,并曾一度攻入敌军据点——夏县、解县,后遭伏敌之反攻,旋即退出。敌据点因做有坚强工事,我屡攻无效,乃以一部监视敌人,主力仍退中条、吕梁根据地。 敌第一军以第廿、卅七师团主力于二十八年五月,由运城、解县分路南进,第八次进攻中条山,攻占平陆及茅津渡口,后经国军迂回侧击,敌乃撤退。至廿八年七月,敌又调集第一一○、一三五、一○八、三六等四个师团,向我上党根据地,采分进合击策略进攻,我为避免决战,将主力转移附近山地,俟敌沿白晋公路至晋东南各城市时,我始全力发动侧击,敌陆续回窜,国军乘机收复已失城市。二十八年十月上旬,敌一○八师团曾分路进攻我吕梁山根据地,经我军分别阻击,敌未得逞,仍退原地。 class=’page’>上一页1

原文标题:游击战:抗战八年山西没有沦陷日寇之手 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一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蒙委员长采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至第一次南岳会议,委员长指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战重于军事战”。迨民国二十八年,改订战斗序列,遂设立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将正规军开至敌后游击,且规定各战区应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本战区内担任游击任务,化敌后方为前方。是时,沦陷区民众闻风而起,纷纷加入游击队,发展至为迅速。当时,沦陷区之面几大部为我占领,使仅控点线之敌人,穷于应付。 当我正开军事会议于武汉时,适遇太原失守。当时会议中即曾讨论第二战区失守,大本营应如何指示问题。是时,第二战区队伍已纷纷准备渡河,离开山西,我立即建议:“以阎长官统率所有队伍即于战区内担任游击,不论任何部队不得退过黄河,否则以军法从处。”是时阎长官拟将长官部撤离黄河,我认为长官部应为部属之表率,岂能例外,故极表反对。当时,我更从山西地位之险要与阎长官在山西之深厚关系,说明此命令之贯彻,绝无问题,故此案遂作定论。而我此建议,关系全局很大,直至抗战末期,山西一直控于我手。 当我提出游击战建议时,曾有人指出,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我表示说,以打游击起家之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国军当亦能打游击。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做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励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者动。”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在民国二十八年冬,为适应游击战需要,于军训部任内曾收集游击战资料,由军学编译处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张本与实施游击战之依据。 军训部为颁发《游击战纲要》一书,曾有一训令,兹将全文录之如下: 查游击战为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兵力,争取主动地位,富有弹性之战法。年来,各战区因地实施,颇收成效,山西方面,尤为卓著。兹根据作战最高指导方针,适应现阶段之需要,应在敌侧后发动较前规模更大更坚强有力之游击战,庶可使敌深陷泥淖,穷于应付,而予致命之打击。惟国军干部对此尚欠普遍与深刻之研究,且苦无正确之完备教材可资参考,本部遂搜集有关游击战之资料及各区实施经验与心得,加以整理,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随令颁发,各部队学校一体研究,俾利实用,而歼敌寇为要。 自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抗战至二十七年六月之武汉会战,国军均使用正规战术,因装备较敌为劣,火力不及敌人,且制空权操于敌手,故每一会战,我军均伤亡惨重,元气大伤。 敌自发动侵略以来,我海岸线北起渤海,南迄南海,皆为其占领,港口亦为其封锁,而华中、华南之陆上重要城市,均为其控制;且平津、平汉、津浦、陇海、京沪杭等重要铁路,亦悉为敌所占。惟敌占地愈广,兵力愈分,敌仅能控制点线,不能控制全面。当时,敌之前线,于华北进至包头、太原、风凌渡;于华中进至开封、信阳、岳阳;于华东进至杭州;于华南进至广州,遂于此时停止进攻。 是时,敌于军事上,以有力之部队集中于武汉,企图打击我豫、鄂、湘、赣地区之野战军,以减低我抗战斗志,消灭我军实力;于政治上,则扩大伪组织,冀以华制华;于经济上,则榨取沦陷区资源,希以战养战;于外交上,则发动和平攻势,诱我屈我,如民国二十七年冬,日首相近卫发表之三原则(1.善邻友好;2.共同反共;3.经济合作)。以上为敌对我之策略。 民国二十七年冬季,第一次南岳会议时,蒋委员长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敌后方扰袭敌人”等重要训示。乃于二十八年春季,变更战斗序列,增设冀察、鲁苏两敌后游击区,派遣部队进入敌后,加强游击,扩大面之占领,控制沦陷区之面,使敌困守点线。同时,各战区划分前方若干地区为游击区,指定部队从事游击,打破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阴谋。尤为加强战地政务,于二十八年春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各游击区成立分会或区会。由各战区最高军事长官兼任主任委员,以期党、政、军一元化,确实合作,使力量集中,发挥总体战、全面战之效力,以打击敌人,争取最后之胜利。 军委会对当时敌情之决定,加强游击之方针,十分正确,故冀察、鲁苏二游击区以及各战区指定之敌后游击部队,因国人憎恨敌人,鄙视伪组织,故举凡敌后地方团队,地方民兵,一时风起云涌,莫不自觉自动加入游击队,以打击伪军,将敌后方变成前方,使敌困守点线。 1.苏鲁战区 山东民气强悍,对敌皆能同仇敌忾,一心归向中央。自敌占青岛、济南后,各地纷起抗日,迨鲁苏战区成立,于学忠、沈鸿烈分别领导沦陷区游击队,势甚浩大,予敌极大威胁。至二十八年六月上旬,敌集中第五、十一、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分由胶济、陇海、津浦各路,向我鲁南游击根据地——沂山区与日照山区围攻,攻陷我莒县、沂水、蒙阴,敌军伤亡总在五千人以上。以后我军转进沂山,费县、日照山区配合地方团队,仍控制广大地面。当时,我后方以飞机投粮弹,依地面路线钻隙补给,彼此联络依然紧密。 共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各一部,由徐向前率领潜入山东,初对国军表示友善,互不侵犯,而后发展组织,夺取地方政权,控制民众。之后,中央乃调回沈鸿烈,以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为鲁省主席。是时,共产党势力遍布,我实力薄弱,苏鲁战区亦徒有其名而已。 至三十二年五月上旬,敌集中兵力向我沂蒙山区围攻,我军被迫向南突围,共军占领沂蒙山区。是时,省主席牟中珩请辞,改以何思源继任,仅保有寿光一区,山东游击区至此名存实亡矣! 2.山西游击区 山西游击区属第二战区管辖,自太原沦陷后,军委会于汉口开会,决定第二战区部队不得退过黄河,仍于就地打游击,违则以军法从事。 第二战区直辖部有第六集团军杨爱源,第七集团军赵承绶,第八集团军孙楚,第十三集团军王靖国,皆为其基本部队,合共八个军,计步兵二十一个师,骑兵三个师,中央拨归指挥者不计。另有十八集团军辖三师——一一五师林彪、一二○师贺龙、一二九师刘伯承,并长官部直属部队四个炮兵团,二个工兵团,势力甚为雄厚。 山西各部队以太行、中条、吕梁、五台、恒山等山脉为游击根据地,占领广大正面,不断扰袭敌人,使敌消耗很大,并压迫其困守于正太、同蒲二铁路沿线狭长地带。至二十八年春后,敌曾八次攻中条,二次攻泽潞,扫荡我主力根据地,但因兵力不足,并未达成其愿望。至二十八年四旬上旬,军委会令各战区发动“春季攻势”,国军曾分兵攻袭闻喜、绛县、横岭关等地区,并曾一度攻入敌军据点——夏县、解县,后遭伏敌之反攻,旋即退出。敌据点因做有坚强工事,我屡攻无效,乃以一部监视敌人,主力仍退中条、吕梁根据地。 敌第一军以第廿、卅七师团主力于二十八年五月,由运城、解县分路南进,第八次进攻中条山,攻占平陆及茅津渡口,后经国军迂回侧击,敌乃撤退。至廿八年七月,敌又调集第一一○、一三五、一○八、三六等四个师团,向我上党根据地,采分进合击策略进攻,我为避免决战,将主力转移附近山地,俟敌沿白晋公路至晋东南各城市时,我始全力发动侧击,敌陆续回窜,国军乘机收复已失城市。二十八年十月上旬,敌一○八师团曾分路进攻我吕梁山根据地,经我军分别阻击,敌未得逞,仍退原地。 class=’page’>上一页1

蒙最高统帅采纳,通令各战区,并指示以三分之一兵力用于加强敌后游击,变敌后方为前方。在二十八年年底以前,敌人所占多为战略要点或交通要点,其他广大地区全为我游击队与地方团队所控制,且不断扰袭敌人,破坏交通,予敌极大威胁。自冀察、鲁苏战区成立以来,各战区均遵照南岳会议之指示,派队不断袭击敌人,使敌困守点线,打破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阴谋。

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一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蒙委员长采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至第一次南岳会议,委员长指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战重于军事战”。迨民国二十八年,改订战斗序列,遂设立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将正规军开至敌后游击,且规定各战区应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本战区内担任游击任务,化敌后方为前方。是时,沦陷区民众闻风而起,纷纷加入游击队,发展至为迅速。当时,沦陷区之面几大部为我占领,使仅控点线之敌人,穷于应付。

当我正开军事会议于武汉时,适遇太原失守。当时会议中即曾讨论第二战区失守,大本营应如何指示问题。是时,第二战区队伍已纷纷准备渡河,离开山西,我立即建议:“以阎长官统率所有队伍即于战区内担任游击,不论任何部队不得退过黄河,否则以军法从处。”是时阎长官拟将长官部撤离黄河,我认为长官部应为部属之表率,岂能例外,故极表反对。当时,我更从山西地位之险要与阎长官在山西之深厚关系,说明此命令之贯彻,绝无问题,故此案遂作定论。而我此建议,关系全局很大,直至抗战末期,山西一直控于我手。

当我提出游击战建议时,曾有人指出,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我表示说,以打游击起家之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国军当亦能打游击。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做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励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者动。”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在民国二十八年冬,为适应游击战需要,于军训部任内曾收集游击战资料,由军学编译处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张本与实施游击战之依据。

军训部为颁发《游击战纲要》一书,曾有一训令,兹将全文录之如下:

查游击战为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兵力,争取主动地位,富有弹性之战法。年来,各战区因地实施,颇收成效,山西方面,尤为卓著。兹根据作战最高指导方针,适应现阶段之需要,应在敌侧后发动较前规模更大更坚强有力之游击战,庶可使敌深陷泥淖,穷于应付,而予致命之打击。惟国军干部对此尚欠普遍与深刻之研究,且苦无正确之完备教材可资参考,本部遂搜集有关游击战之资料及各区实施经验与心得,加以整理,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随令颁发,各部队学校一体研究,俾利实用,而歼敌寇为要。自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抗战至二十七年六月之武汉会战,国军均使用正规战术,因装备较敌为劣,火力不及敌人,且制空权操于敌手,故每一会战,我军均伤亡惨重,元气大伤。

敌自发动侵略以来,我海岸线北起渤海,南迄南海,皆为其占领,港口亦为其封锁,而华中、华南之陆上重要城市,均为其控制;且平津、平汉、津浦、陇海、京沪杭等重要铁路,亦悉为敌所占。惟敌占地愈广,兵力愈分,敌仅能控制点线,不能控制全面。当时,敌之前线,于华北进至包头、太原、风凌渡;于华中进至开封、信阳、岳阳;于华东进至杭州;于华南进至广州,遂于此时停止进攻。

是时,敌于军事上,以有力之部队集中于武汉,企图打击我豫、鄂、湘、赣地区之野战军,以减低我抗战斗志,消灭我军实力;于政治上,则扩大伪组织,冀以华制华;于经济上,则榨取沦陷区资源,希以战养战;于外交上,则发动和平攻势,诱我屈我,如民国二十七年冬,日首相近卫发表之三原则(1.善邻友好;2.共同反共;3.经济合作)。以上为敌对我之策略。

民国二十七年冬季,第一次南岳会议时,蒋委员长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敌后方扰袭敌人”等重要训示。乃于二十八年春季,变更战斗序列,增设冀察、鲁苏两敌后游击区,派遣部队进入敌后,加强游击,扩大面之占领,控制沦陷区之面,使敌困守点线。同时,各战区划分前方若干地区为游击区,指定部队从事游击,打破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阴谋。尤为加强战地政务,于二十八年春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各游击区成立分会或区会。由各战区最高军事长官兼任主任委员,以期党、政、军一元化,确实合作,使力量集中,发挥总体战、全面战之效力,以打击敌人,争取最后之胜利。

军委会对当时敌情之决定,加强游击之方针,十分正确,故冀察、鲁苏二游击区以及各战区指定之敌后游击部队,因国人憎恨敌人,鄙视伪组织,故举凡敌后地方团队,地方民兵,一时风起云涌,莫不自觉自动加入游击队,以打击伪军,将敌后方变成前方,使敌困守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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