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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所青年读书会钻探,从碎片化到全部史讨

- 编辑:澳门新萄京8455 -

近代史所青年读书会钻探,从碎片化到全部史讨

【2018·史学反思与展望】疏通知远:从碎片化到整体史研究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学术生产的数量和质量、研究队伍的规模和水平,还是研究成果的梯度传播形态和社会影响,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活动形式:读书讨论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学术生产的数量和质量、研究队伍的规模和水平,还是研究成果的梯度传播形态和社会影响,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史学研究的领域分化越来越细密,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不断拓展到公众史、微观史、环境史、医疗史、城市史、书籍史、情感史、妇女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口述史等不一而足,展现了生机勃勃的学术图谱;史学分析的视角和方法论建构亦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是近年来跨学科综合、全球史视野、大数据方法的接续兴起,更是助推史学研究不断拓展进学术繁盛的新阶段。毫无疑问,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史学走进全面繁荣发展的40年,是学术成果积累呈现繁花似锦的40年。然而不可否认,史学领域在诸多著述纷繁的映照下,也在客观面临着一些新现象、新问题与新挑战:随着史学领域的不断“深耕”引起碎片化现象,学者如何正确把握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研究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定位和具有可持续性的整体发展?网络自媒体的勃兴和非职业史学“观察家”的立说,将给史学研究传统造成哪些不同程度的冲击?面向未来的史学研究逻辑建构,史学研究者应如何进一步开展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工作?在有效深化学理研究的实践进程中,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哪些优良的学术技艺与思想素养,才能有机融入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的学术洪流?基于此,我们有针对性地选取了中国社会科学网编发、转载的重点史学研究成果,旨在依托扎实严谨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回顾2018年迄今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学术热点,力求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学术启示,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史学研究创新发展助力。

整体史;后现代史学;碎片化;史学史

研读图书:《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法]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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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学术生产的数量和质量、研究队伍的规模和水平,还是研究成果的梯度传播形态和社会影响,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史学研究的领域分化越来越细密,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不断拓展到公众史、微观史、环境史、医疗史、城市史、书籍史、情感史、妇女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口述史等不一而足,展现了生机勃勃的学术图谱;史学分析的视角和方法论建构亦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是近年来跨学科综合、全球史视野、大数据方法的接续兴起,更是助推史学研究不断拓展进学术繁盛的新阶段。毫无疑问,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史学走进全面繁荣发展的40年,是学术成果积累呈现繁花似锦的40年。然而不可否认,史学领域在诸多著述纷繁的映照下,也在客观面临着一些新现象、新问题与新挑战:随着史学领域的不断“深耕”引起碎片化现象,学者如何正确把握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研究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定位和具有可持续性的整体发展?网络自媒体的勃兴和非职业史学“观察家”的立说,将给史学研究传统造成哪些不同程度的冲击?面向未来的史学研究逻辑建构,史学研究者应如何进一步开展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工作?在有效深化学理研究的实践进程中,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哪些优良的学术技艺与思想素养,才能有机融入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的学术洪流?基于此,我们有针对性地选取了中国社会科学网编发、转载的重点史学研究成果,旨在依托扎实严谨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回顾2018年迄今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学术热点,力求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学术启示,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史学研究创新发展助力。

历史学的“碎片化”是目前历史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弗朗索瓦·多斯所著《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一书翻译出版后,这一问题引发了学界的更多讨论。在“中国本位,世界眼光”的立场上,我们禁不住要问中国历史学界(尤其是中国社会史学界)存在“碎片化”的现象吗?如果存在的话,该如何看待? 主题发言人胡永恒的发言要点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欧美史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与后现代史学的“理论自觉”,导致整体史写作路径遭到越来越专业化与碎片化的史学研究倾向的“新批判”。与此同时,社会史、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等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化,进一步加深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趋势。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的专著《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及其中译本的出版,更是引发中国史学界对碎片化问题的热烈讨论。[1]近几年,随着网络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短阅读”蔚然成风,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再次成为学术关注的焦点之一。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欧美史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与后现代史学的“理论自觉”,导致整体史写作路径遭到越来越专业化与碎片化的史学研究倾向的“新批判”。与此同时,社会史、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等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化,进一步加深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趋势。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的专著《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及其中译本的出版,更是引发中国史学界对碎片化问题的热烈讨论。[1]近几年,随着网络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短阅读”蔚然成风,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再次成为学术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年鉴学派第三代研究成果的“碎片化”

“碎片化”引发强烈关注

“碎片化”引发强烈关注

年鉴学派是20世纪法国历史学界的一个重要派别,蜚声世界,影响深远。这一学派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的时段具有不同的代表人物与研究特色。到目前为止,年鉴学派发展到第四代了。第一代以马克·布洛赫、费希尔·吕西安等为代表,第二代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第三代以勒华拉杜里等为代表。到21世纪,又出现了第四代。

2018年,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来都是史学研究宽广视阈中不可或缺的方法论要求之一,这深刻源于二者是构成历史过程在“尺度”意义上的伴生关系。然而,历史发展的宏阔进程不能代之以宏大历史研究与微观史学研究的简单相加。其中,作为一种西方史学研究潮流,微观史学尽管具有国际性特征,但是它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手段带来的却是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建构功能的“碎片化”消解,甚至会导致史学学科空洞化、边缘化的危险。对此,高翔指出:“史学研究领域存在着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现象,这不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2]究其实质,任何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对宏大历史的微观研究并不等于对细微现象全部进行简单还原的“微观实证”积累,也就是说,历史决不是鸡零狗碎的聚合物。缺乏大时代与大思想、大关怀与大问题、大联系与大序列、大理论与大阐释的研究形态,只能导致论题与价值的特殊化、个别化甚至边缘化的存在形态,历史也就成为弥散化的、零散的社会物象以及缺乏意义关联的片段或碎片。这必然造成历史构成要素之间的弱连接关系,走向无节制的随意阐释或强制阐释的境地,历史的碎片化脱离了社会变迁的真实面目,严重消解了历史主体与历史主流乃至历史主题的应有实践形态与价值形态。于是,与之相关联的碎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顽固走向小论题、个案化、深度描述的盛行。这种现象正如李红岩所形象描述的:“伴随着繁荣发展,生发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新现象。突出表现是:研究内容碎片化、研究主题形式化、成果表述玄学化。”[3]侯建新则提出:“研究中存在碎片化现象,原创力度不足。”[4]钱乘旦明确认为:“在历史研究的认识论方面有一个严重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就是‘碎片化’。”[5]杨国强也谈到碎片化趋势的危害性:“九十年代以来,这三十年的史学研究推崇史料,走到极端,就可能会使我们看不到整体的中国历史,推崇理论,走到极端,就可能会使我们只看到各式各样的理论,而看不到贯通的中国史。这种偏失,造成了九十年代以来由否定宏大叙事开始的历史研究越来越趋向碎片化。”[6]

2018年,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来都是史学研究宽广视阈中不可或缺的方法论要求之一,这深刻源于二者是构成历史过程在“尺度”意义上的伴生关系。然而,历史发展的宏阔进程不能代之以宏大历史研究与微观史学研究的简单相加。其中,作为一种西方史学研究潮流,微观史学尽管具有国际性特征,但是它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手段带来的却是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建构功能的“碎片化”消解,甚至会导致史学学科空洞化、边缘化的危险。对此,高翔指出:“史学研究领域存在着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现象,这不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2]究其实质,任何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对宏大历史的微观研究并不等于对细微现象全部进行简单还原的“微观实证”积累,也就是说,历史决不是鸡零狗碎的聚合物。缺乏大时代与大思想、大关怀与大问题、大联系与大序列、大理论与大阐释的研究形态,只能导致论题与价值的特殊化、个别化甚至边缘化的存在形态,历史也就成为弥散化的、零散的社会物象以及缺乏意义关联的片段或碎片。这必然造成历史构成要素之间的弱连接关系,走向无节制的随意阐释或强制阐释的境地,历史的碎片化脱离了社会变迁的真实面目,严重消解了历史主体与历史主流乃至历史主题的应有实践形态与价值形态。于是,与之相关联的碎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顽固走向小论题、个案化、深度描述的盛行。这种现象正如李红岩所形象描述的:“伴随着繁荣发展,生发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新现象。突出表现是:研究内容碎片化、研究主题形式化、成果表述玄学化。”[3]侯建新则提出:“研究中存在碎片化现象,原创力度不足。”[4]钱乘旦明确认为:“在历史研究的认识论方面有一个严重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就是‘碎片化’。”[5]杨国强也谈到碎片化趋势的危害性:“九十年代以来,这三十年的史学研究推崇史料,走到极端,就可能会使我们看不到整体的中国历史,推崇理论,走到极端,就可能会使我们只看到各式各样的理论,而看不到贯通的中国史。这种偏失,造成了九十年代以来由否定宏大叙事开始的历史研究越来越趋向碎片化。”[6]

关于国外对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胡永恒博士指出,除多斯的这本书外,翻译成中文的还有彼得·伯克写的《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不过,与该书相比,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一书更为深入,也具有较强的论战性质,“笔锋常带感情”。

面对碎片化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拒绝,[7]也有的认为不必担忧。[8]那么,什么是碎片化?笔者赞同郑师渠对碎片化现象的两种区分:“一层是指将物体打破,使之化为碎片;二是指先将物体打碎,使之成为待铸新体必需的材料或过程……一是放弃总体性,导致了‘碎片化’;二是坚持总体性 ,但在新旧更替之际,史家超越既有,研究趋向多元化,一时也会呈现某种‘碎片化’现象,那是学界酝酿新突破、新综合的必要过程。”[9]很显然,我们应该坚决拒绝第一种碎片化,而努力将第二种碎片化“串”起来,正如杨国强所言:“其实就整体研究总是要分解开来才能深入而言,碎片亦是应有之义,但分开之后总还要回归到整体,否则被分开的片断既无来路,又无意义。”[10]

面对碎片化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拒绝,[7]也有的认为不必担忧。[8]那么,什么是碎片化?笔者赞同郑师渠对碎片化现象的两种区分:“一层是指将物体打破,使之化为碎片;二是指先将物体打碎,使之成为待铸新体必需的材料或过程……一是放弃总体性 ,导致了‘碎片化’;二是坚持总体性 ,但在新旧更替之际,史家超越既有,研究趋向多元化,一时也会呈现某种‘碎片化’现象,那是学界酝酿新突破、新综合的必要过程。”[9]很显然,我们应该坚决拒绝第一种碎片化,而努力将第二种碎片化“串”起来,正如杨国强所言:“其实就整体研究总是要分解开来才能深入而言,碎片亦是应有之义,但分开之后总还要回归到整体,否则被分开的片断既无来路,又无意义。”[10]

胡永恒博士说,多斯这本书主要批评的是以勒华拉杜里、弗雷等人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第三代,其中一条“罪状”就是“碎片化”。在多斯看来,年鉴学派第三代经营的“碎片化”的历史学放弃了年鉴学派第一代马克布洛赫、费弗尔等人所倡导的“整体史”的雄心,也不像年鉴学派第二代的布罗代尔那样关注“地中海世界”那样的“大历史”,而较多地进行系列史、微观史、心态史等研究。这样一来,史学失去了整体认知功能,被分解成一堆碎片;而且,在各种社会科学的“入侵”之下,史学正在逐渐消解自身的特性;史学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做总体综合、探寻历史规律的工作,逐渐沦为给其他学科提供原材料的“矿工”。为了纠正历史学的“碎片化”倾向,多斯开出的“药方”是:一、重回整体历史的研究;二、重回政治史与事件史。

从碎片化到整体史

胡永恒博士认为,多斯的批评很犀利,有不少真知灼见。如他指出系列史虽然能从较长的时段考察某一研究对象的历史变迁,但不同的系列之间的有机关系却被忽略了,历史失去了总体性。但是,多斯的批评也有偏颇的地方。如,并非所有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学者都倾向“碎片化”。另外,多斯本人并没有针对“碎片化”提出什么具有原创性的建议,他所说的回归“政治史”、恢复“叙事史”等,别的史学家都早已提出。

面对史学的碎片化趋势,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又当如何做呢?高翔强调:“必须立足中国的土地,说中国话,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研究范式,推出体现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中国风格的鸿篇巨制。”[11]毋庸讳言,“碎片化”倾向盖由微观研究路数衍生而来,正是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及其问题化走向细小琐碎,导致本应具有整体性或系统性的理论关联度丧失,继而造成完整的历史发生逻辑与价值意义系统的“解组”,因而反映在学理层面就是不仅内在地瓦解了宏大叙事与历史规律性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严重阻抗了历史真实与意义系统的证成,这样的所谓史学研究决难达成健康的学术创新,更危及学术话语逻辑有效性支持,进而直接危害了历史主体真实的时代风貌。对此,李红岩鲜明地追问道:“在内容空前丰富的情况下,历史的骨骼、主流、主干是否受到了遮蔽?换言之,丰满的血肉是否拖累了骨骼?丰茂的枝叶是否掩盖了主干?细密的支流是否漫溢了主流?”“这样的追问,在学术意义上关注的是历史学真善美的全体大用,在社会学意义上体现的是历史学家的一些新不安。”[12]为此,正视问题,不断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成为须臾不可忽视的重要论域。从基础理论研究出发,特别是不断夯实和完善史学基础学科的研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正如姜胜利所提出的:“基本理论的完善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什么是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目的和意义、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等基本问题。目前,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还存在不少分歧,需要不断深化研究,进一步形成共识。”[13]针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研究对象,透过历史现象进入历史问题的深层本质,是史学研究取得扎实成果的唯一路径。正如历史的细节不会重复,重复出现的是长期起作用的深层结构和内在动力,王立新明确主张:“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仅在于描述细节,而在于揭示这些深层结构和动力。宏观思考的意义还在于它以简约形式提供的知识和见解更易于传播和领会,有助于历史教益的汲取,也更能提升精英和决策者的识见、眼光与能力。”[14]综上,几位学者都认为,面对史学的碎片化趋势,我们应当回归整体史。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

那么,碎片化的史学怎样被串成整体史?罗志田提出:“如果承认史学本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则其基本精神,或许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或者说,我们怎样使书写出来的历史并非一堆碎散的文辞,又尽可能避免让历史成为后人的系统性‘代言’,而失却了本来的面目?”[15]也就是说,如何将碎片化的史学融会贯通,使之疏通知远,而又不失历史的本来面目,这除了需要作者本人广博的知识、深厚的素养、严密的逻辑思维之外,还需要史家合理的想象力[16],在散碎的史实间架起一座座扎实的桥梁。

胡永恒博士认为,当前国内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研究对象的多样化。近年来,史学研究领域大为拓展,特别是社会史、文化史的兴起,使得新论题不断涌现,许多边缘的历史现象也进入了史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这种多样化的倾向还在延续。研究领域的狭窄化。研究者不断将研究对象进行条块分割,很多学者专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画地为牢,自设局限。缺乏整体的历史观照。很多研究只是具体的经验研究,虽然考察细致,但不能以小见大,不能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联系起来,更缺乏理论抽象的能力。

疏通、通识与协作

史学的“碎片化”何以形成?胡永恒博士分析了这么几个因素:学术分工。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历史研究也有越来越专的趋势,但是“专家”往往不“通”,研究法律史的可能不懂经济史,研究民国史的可能不懂晚清史。而且,现在的学术培养机制加剧了研究对象的狭隘化,史学研究生一开始就被要求从事某个具体领域的研究,不少学者以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为追求,甚至终身固守一隅。对过去“宏大叙事”(尤其是“革命史范式”)的反动。研究者对把握历总体历史、探寻历史规律失去了信心,转而关注历史细节,注重史事的考辨。西方微观史学、新文化史的影响。

法国学者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引证,古朗日(Fustel deCoularges)对他的法国听众说:假设一百名专家通过抽签来分别研究法国历史的各个片段,你认为他们最后能写出法国历史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他们之间缺少事件的联系纽带。[17]可见,联系的纽带也是很重要的历史,而要想疏通这些纽带,既需要广博的知识,又需要专精的学问。《隋书·经籍志》中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戒焉。”[18]章学诚说:“大抵学问文章,须成家数,博以聚之,约以收之;载籍浩博难穷,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专精致力之处,则如钱之散积于地,不可绳以贯也。”[19]古今中外的学术史家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都形成了一个相同的结论:要将碎片化的历史疏而通之,必须拥有渊博而专精的学识和素养。

对史学的“碎片化”,学者的态度不一。一些学者并不对“碎片化”持批评态度,如罗志田认为,多数人能从事具体史事的研究,恰是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表征。但是,更多的学者表现出了对史学“碎片化”的批评和忧虑。如何走出“碎片化”?胡永恒博士建议说:其一,要注意保持整体的历史观,保持“总体史”的追求。其二,要注意将经验与理论相结合。在这方面,黄宗智所提倡的“连接经验与理论”的做法比较可取,杨念群倡导的“中层理论”也可以借鉴。其三,研究者应有追求学问贯通的自觉。为此,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功力,尤其要注意理论学习。如桑兵所言,年轻学者应经历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

“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另一种表现,是目前的断代区隔过于森严。一些作者为知识背景所局限,写出文章来‘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在自己所熟知的领域就事论事,而不能从长时段的角度去动态地分析问题。”[20]这就提出一个整体意识的问题。陈寅恪强调,治史须有“通识”,[21]钱穆主张重视通史研究,要“上溯渊源,下探究竟”。[22]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专深的历史研究时,应该有一个观照宏观的问题意识。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在考察问题的理论思维过程中,正视问题不仅仅是能够发现问题,而且要善于发现真问题,识别虚假问题,碎片化的“微小逻辑”总是无法承担问题之“真”所具有的历史重量的,相反,只有在深入探究历史问题的宏大叙事所承载的全要素结构,增强问题意识,才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的同义语,所形成的研究结论才能真正接受历史的严苛检验,而不会在思想与价值的大尺度综合研判中轰然倒塌,成为贻笑大方或遗臭万年的理论标本。而这恰恰是不学无术的代名词。

点评

应该说,整体史研究路向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团队合作付出艰辛努力,单靠个人的力量很难绘就统揽全局的历史画卷。“历史包罗广泛,地域辽阔,时间漫长,即便是天赋超群、学识渊博的大家,也不能‘包打天下’……众多学者将各自细致描摹的点连接起来,就能形成比较清晰而广阔的历史图景。而且,只有在大量专家铺就的台阶上,才能崛起通人大师;只有借助众多的专精成果,才能诞生传世的鸿篇巨制。”[23]正如马克·布洛克所言:“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24]惟其如此,“述往事,思来者”,我们才能不断拓宽视野看世界、看中国,看历史、看未来,从而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学术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承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在鉴往知来中真实把握重大历史命题的生成逻辑,在学术创新中掌握破解问题的主动议程,在议题设置中增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的智力支持与学理支撑。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专门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张旭鹏副研究员做了认真的准备,并参与了这次讨论。他说,法国的“年鉴学派”对世界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意大利兴起的的微观史学,20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的新文化史,都能看到年鉴学派的影子。这要归功于布罗代尔运用手中权力的“霸道”经营。尽管多斯批评布罗代尔的这种做法,但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的杜赞奇也是利用自己的权力推广“后现代主义”史学。多斯这本书写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论战的产物,固然抓住了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一些不足,但他的看法确有偏颇之处,也没有能反映此后二十多年以来年鉴学派的新发展。看多斯的这本书,同时还应参看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位编辑Andre Burguiere写的The Annales School: An Intellectural History(法文版出版于2006年,英文版出版于2009年)一书,他在“年鉴”编辑部工作了40年,对学派的方方面面非常了解,反映了局内人的看法。两本书比较着看,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认识。事实上,21世纪以来年鉴学派出现了新的转型,重新回到了政治史研究,不再坚持所谓的“静止的历史”。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

近代史所汪朝光研究员提到自己在上个世纪80年代喜欢读从整体结构上谈文化的文章,现在却更喜欢从具体的小问题上入手,分析得很细致深入的文章。他接着提问说,历史研究的“小题材”化就是碎片化吗?研究蒋介石、胡适这样的大人物,并不能保证你的研究就是有广度和深度的,如果大而化之,内容空洞,那种文章也是很无聊的,还不如把一些小题目写细写深,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注释:

近代史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李俊领认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多样化不是碎片化,微观化也不是碎片化;历史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的无意义化,才是碎片化。陈寅恪先生研究隋唐制度,这是整体史;他研究名妓柳如是,杨贵妃的处女问题,具有整体史的观照,也不能说是“碎片化”。

[1]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这两期涉及碎片化的论文共计13篇。

还有与会者认为,究竟什么是“碎片化”,是一个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研究洪秀全不是“碎片化”,研究洪秀全是不是长胡子的问题可能就是“碎片化”了。这两年中国学者也在探索解决历史学的碎片化,比如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行龙教授提出避免“碎片化”的办法就是从总体的观点进行多学科的交融,再如近代史所李长莉研究员主张用整体性、联系性、多层面和网络化的观点,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以避免碎片化。

[2] 高翔:《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1月15日,第5版。

[3] 李红岩:《中国史学四十年:样态、潜流、走向》,《中华读书报》2018年12月5日,第5版。

[4] 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5] 钱乘旦:《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6] 于淑娟:《史学四十年︱许宏、严耀中、孙江、杨国强谈史学的探索与反思》,澎湃新闻,

[7] 章开沅:《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8] 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9] 郑师渠:《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0] 于淑娟:《史学四十年︱许宏、严耀中、孙江、杨国强谈史学的探索与反思》,澎湃新闻,

[11] 高翔:《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1月15日,第5版。

[12] 李红岩:《中国史学四十年:样态、潜流、走向》,《中华读书报》2018年12月5日,第5版。

[13] 姜胜利:《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繁荣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1月14日,第9版。

[14] 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15] 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 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6] 参见崔蕊满:《史学与想象:历史构思的三种范式逻辑》,中国社会科学网,

[17] 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8页。

[18] 魏征等:《隋书》第4册,第992页,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3页。

[19]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89页,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8页。

[20] 龚留柱:《避免史学“碎片化”,“会通”之义大矣哉——“三十年秦汉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笔谈之三》,《史学月刊》2011年第5期。

[21]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摘二编》,第280页,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6页。

[22]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第168页。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6页。

[23]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9页。

[24] 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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