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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历国学家延续变革时髦中的落5者,论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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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历国学家延续变革时髦中的落5者,论全世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就已经明显落后于现实世界的变化。这一时期冷战已经不再是塑造世界事务的唯一力量。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剧,美国的经济霸权也开始受到来自欧洲、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挑战和削弱。诸如环境问题、能源危机、人权问题等跨国议程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也逐渐被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日益削减,人们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建立现代福利国家。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可尽管如此,历史学家却对这些新变化反应迟钝。为何20年后,历史学家才开始在他们的研究中讨论、应对这些时代的新变化?本章认为,历史学界对时代变化的迟滞反应,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者对民族国家和地缘政治议题的持续关注,另一方面是受学术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西方因素影响。

“全球史”又称“新世界史”,是一个有别于旧的世界史的史学流派。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不断关注用跨国的和全球的方法研究过去,形成了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全球史在普世价值观、历史观、研究对象、历史分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许多新观点,对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提出了诸多挑战和启示。教育史学者应密切关注国际史学发展的这种新趋势,并考虑如何加以应对,我们可以从全球史视野推进教育史研究。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在我们开始讨论近二十多年的全球史和跨国史方面的著作时,我们应当看到“历史发展”与“历史写作”之间曾经有过严重脱节。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跨国事务这股浪潮日趋明显,然而一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多数历史学家仍未能摆脱传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框架。

全球史/全球教育史/互动研究

[首 发 ]

今天大多数学者都会同意这一事实,即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塑造世界的新力量。虽说两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打破了这种世界一体化的趋势,并在很长时间里经历了“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阶段,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贸易、投资、交通和信息网络的共享,却日益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使我们的世界比两次世界大战以前更紧密地相互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国家的权威在世界各地开始萎缩,各式各样非国家行为体和群众运动更是进一步对民族国家的权力发起挑战,削弱其固有的权威。即便我们只把目光止于当代史:自70年代以来,全球化已成为人们无可回避的事实,然而历史学家却迟迟未能承认这些现实,更未能在研究中反映出自己对这些新变化的理解。换言之,“实际发生的”历史与历史学家所认定的、已发生的历史,产生了观念上的断裂。“事实真相”与人类认知之间的差异,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固有命题,然而历史学界居然对这些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的时代变化无动于衷,这一点至今想来仍旧十分有趣。事实上,一直到90年代,才有历史学家开始在其写作中重新发掘新的解释框架和研究视角,严肃地应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简单说来,相较于历史发展的潮流,史学写作滞后了二三十年。本章将简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的变化和发展,继而讨论为何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沿袭历史研究的固有套路,而却始终对这些新时代的发展动向置若罔闻。

周采,安徽庐江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教育史学史研究(江苏 南京 210097)。

2012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举办的“2012年世界史论坛----世界历史与世界现实”学术年会主题之一:“20世纪的世界历史学:重大学术争鸣”选题宏大深沉,令我多日思绪起伏。想中国思国际,20世纪国内外一切重大学术争鸣似乎大都源于“西方/欧洲中心论”这个自19世纪黑格尔“崛起西方、停滞东方和无史民族”之说定调之后形成的主流史学理论体系。 整个20世纪,“西方/欧洲中心论”称霸世界历史学,享尽傲慢与风光,其偏见扭曲真实历史,滋生无数误导谬论,害人伤理多多,误国误民不浅。无怪西方史学大师汤因比晚年忏悔:“我是西方人,与西方命运休戚与共。我推崇西方文明而不忍视其衰颓。…近300年来,西方超越世界其它地区崛起,使西方人得以把人类历史完全归功于西方。我以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是主观臆想的典型:这种看法并非实事求是,乃至因扭曲了历史而使之不可思议。”[1] 整个20世纪,国际学术界针对“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和质疑如影相随,但势单力薄,人轻言微,直到世纪末才有逃出“西方/欧洲中心论”围城的史学大师骤然猛醒,反戈一击,分庭抗礼。发人深省的是:挑战者大都是“西方人”,而非被边缘化的非西方人。更为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世界史学者们不仅深陷围城而且由于冷战隔阂和冷战后的种种交往不畅(学术、资料、语言、途径和意识形态等)虽有想法但在国际学术界却集体失声,毫无发言权(时髦说叫“话语权”)! 在21世纪初反思20世纪世界历史学的傲慢与偏见令人感慨万千啊! 一、 崛起乎 中心乎 其实,“西方/欧洲中心论”在西方亦并非一路凯歌。20世纪初的一场野蛮的世界大战让“西方文明”风光不再,弊端显尽,威望扫地。1918-22年残垣断壁中施本格勒《西方的衰落》[2]之文明质疑与反思,流露出西方悲观主义史学的哀叹。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西方大萧条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形成的鲜明对比以及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后果重创了西方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大缩水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大发展促成的非殖民化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和大发展让“西方/欧洲中心论”在两极对峙的冷战世界中底气不足,令人生疑,难以立足。西方文明真的优秀,真的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吗? 此时,悲观困惑中麦克尼尔1963推出的《西方的崛起》[3]犹如给西方社会劣势自卑心态的一剂强心剂和鸦片,带来虚幻快感,恢复自信振作精神,重塑了崛起的西方,在理论上先声夺人。接着,1974年沃勒斯坦的《近现代世界体系》[4]以“核心-边缘结构”完善了“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史学体系,使其系统化和合理化。更有甚者,1987年琼斯一部《欧洲奇迹》[5] 将其神圣化,独特化,神秘化并罩上“圣光”! 然而,在西方,挑战接踵而至。1989年卢格赫德的《欧洲霸权之前》[6]发出质疑之声;1993年吉尔斯与弗兰克推出《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7] 发难“世界体系”;1996格兰出版《超越欧洲中心论》[8] 摈弃欧洲中心论;而1998弗兰克《东方新视野》[9](中译本《白银资本》)则给欧洲中心论来了个釜底抽薪,进行了颠覆性全面清算。纵观诘问要点:欧洲之前中心何在?世界体系中心何在( 欧洲还是东方,世界体系到底几个(只有一个还是前后或同时多个),时间几多(500年还是5000年),性质如何(资本主义还是其他主义或无主义),范围如何?西方崛起原因何在(本事大还是运气好,凭本事还是搭便车(踩在亚洲巨人的肩膀上))?何谓“中心”何为“边缘”?国际学术界论战激烈,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可惜,我国世界史学者虽对此并非没有想法或未曾论及,但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通,在国际学术界却哑然失声,无力参战。 二、中心乎 无中心 笔者曾是“西方/ 欧洲中心论”城中人,笃信“西方崛起”,热衷“世界体系”,乃大师麦克尼尔和沃勒斯坦之铁杆粉丝。30多年教学科研大多致力宣传西方先进科技经济与民主政治。然而, 久居城中厌倦生, 逃出城来享清风, 心胸开阔眼界变, 疑惑忽至顿悟萌。 未曾想到,笔者倒戈始于批驳“西方/欧洲中心论”杀手弗兰克!2000年笔者读其问鼎之作《东方新视野》后于2001年春致信弗兰克,斥其以“中国”中心挑战“欧洲中心”,不应冠1400-1800年世界经济以“亚洲时代”云云。弗兰克大师胸怀,认真写信回应,令晚生受益匪浅,后来二人当面和电子邮件的学术交流将笔者引入这场国际学术论战。(另附附件1:悼念弗兰克教授文章供参考) 在长期教学科研中笔者在庄子“有待而然”[10]和恩格斯历史“合力”[11]思想的启迪下,形成了自己对全球史的“无中心整体研究”(A Noncentric and Holistic Approach to Global History)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全球失衡(Global Disequilibrium)理论,社会力学(Social Physics))方法,社会变革(Social Quake)和社会变革带(Socialquake Band)学说,力求作为“全球人”通过无中心整体研究的方法与国际国内学界同行共同构建三维立体全球史(3-D Global History)。 “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理论和方法是2002年笔者在美国教学科研时与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曼宁(Patrick Manning)、安德里亚(Alfred J. Andrea)、迈克尔德里(Andrea McElderry)和本特利(Jerry H.Bentley)等美国学者交流自己批判世界史教学科研中的“西方/欧洲中心论”观点的一篇论文过程中提出的,得到美国学者的热情关注和帮助并在以后的学术交流中得到格兰(Peter Gran)和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等学者的鼓励和支持。所以,可以说这个方法理论:成于中国而立于美国,是国际学术交流的结晶。该论文先后7稿。2002年12月4日在美国波士顿“世界历史中心”报告之后,经弗兰克通过电子邮件将英文论文介绍给他的老友北京大学张芝联先生,笔者回国后收到张先生的英文电子邮件邀请参加2003年北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12月的北大会议上第一次在国内介绍了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理论和方法。(另附附件2:该论文中文本供参考) 接着,经过进一步讨论修改之后,该文成为2008年美国普雷斯顿出版的曼宁教授主编《全球史的全球实践》[12]一书的第五章“在南开讲授近现代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是这部介绍21世纪初全球各大洲近10个国家或地区全球史教学科研主要方法理论集大成之作中代表中国的一章。(另附该书网址和该章中英文本供参考) 2011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萨克森米勒《全球史诸全球视角:同一世界之不同理论与方法》[13]一书中引用并评价了笔者的观点。该书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曾通过电子邮件与笔者联系,询问和讨论了中国“世界史”教学研究的一些问题。这本书分三章全面介绍并评价了德国、美国和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2012年4月“亚洲全球史学会”在首尔举办的第二次全体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为该书作者组织了一个讨论这部书的专题研讨会,笔者最初被邀请作为其中国评议人参加,但因笔者在会上还有两个报告,且时间上亦有冲突而未能出席该讨论会。但会下与作者的交流感到,他对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和潜力相当肯定,认为中国应当在国际史学界有更多的声音。(另附该书网址供参考) 2012年9月在英国牛津和美国出版的诺斯罗普主编《全球史导论》[14]是全世界30多位全球史学者一次空前的全面国际合作,从多层面对当今全球史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了全方位考量。笔者作为该书唯一应邀中国大陆学者撰写了第27章“中国之世界”,介绍了中国“世界史”的过去与现状并阐明了自己“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 的理论与方法。(另附该书网址和该章英文本 此间,2011年7月,由美国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中心协办的“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其两个大会主题是: “世界历史上的中国”和 “中心—边缘视角中的世界史” 。笔者在会上提交并报告了论文:“ ‘中心-边缘结构’批判:无中心整体研究全球史中的中国”, 将两个主题并为一个,以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被边缘化的中国为例,批判“西方/欧洲中心论”,力求还全球史及全球史中的中国史本来面目。(另附附件6:该论文全文供参考) 在该论文摘要中,笔者写道: “中国历史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中国国界内的历史。相反,从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的视角看,中国史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史中各个相互影响相互依存部分合力的待然演进。然而,不少心存优越感或自卑感的中外史学家们要么从中国中心论要么从欧洲/西方中心论来编撰、理解或描述中国史。结果,在误导的全球史“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国不是被当成中心,就是被边缘化。笔者以全球人的身份认为: ‘中心-边缘结构’视角源于狭隘的自我中心论及其派生的文明或民族主义优越感和自卑感,因非实事求是乃主观偏见,故而不能清晰客观地反映中国史和全球史。笔者以为:与民族/国家史不同,全球史是对全球史演进的价值理解、解释和描述因而只能基于全球人而非某个民族/国家的立场,这对全球史学家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简单说,笔者认为: “西方/欧洲中心论”是狭隘的简单僵化思维模式,应借鉴混沌论、博弈论、模糊学、《易经》、整体论、物理学、化学、生态学等的待然性合力思维方式。 心理上,人自我中心,有些自恋。一个种族/民族、民族国家或文明也是如此,即文明/文化自恋。或许,这就是人们一直从不同中心论视角理解、解释、讲授或撰写全球史的原因之一。自我中心自然扩展为种族、民族、国家或文明/文化中心的视角。 “西方/欧洲中心论”在客观上是地域和时代局限导致的狭隘的时空局限性所致;主观上乃放大优越感和自卑感与自卑到自傲转换的自我放大所致。其结果是:政治上凸显统治欲,扩张欲和霸权主义;文化上推崇种族主义和文化优劣论;经济上鼓吹“先进”经济扩张剥夺合理;军事上激励征服欲和扩张主义;宗教上宣传基督教统治的救世与普适;意识形态上坚持资本主义优越和普适。 笔者认为:研究整体,中心论毫无意义,因为正是整体内功能各异的各部分之间的依存、互动、待然与合然决定整体及各部分的发展变化。全球史“场”中各种社会力的合力造成了待然改变全球史的全球失衡并决定整体和各国/部分历史。 众所周知,在全球史上,“欧洲/西方中心论”姗姗迟来,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实际上,中心论是新生民族国家中一些“大国”争夺区域和世界霸权的产物。笔者认为:正是所谓的“民族主义”阻碍全球史学者对全球史形成全球人的视野,因为民族史和全球史学者们一直受命论证全球史上其“民族”的优越感和优势,只要看看“西方崛起”[15]、“欧洲奇迹”[16]、沃勒斯坦近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17]、“富国穷国”[18]、“文明冲突”[19]、“大分流”[20]以及眼下全球危机和全球失衡中的“中国崛起”和“中国奇迹”等等就不难理解了。 “欧洲/西方中心论”傲慢如此偏见自生!现当代历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和偏好乃至偏颇就是过分关注和放大“强者”,无论该“强者”是个人、部族、王国、帝国、宗教或文明,这个强势个体似乎理所当然地具有欺压弱者、扩张、为所欲为的正当权利和权力,特别是当这些 “强者”自己给自己或被贴上 “文明”、“进步”、“先进”和“优秀”等标签和光环之后,更是在“领导”、“统一”、“文明”、“现代化”等正当合理的名义下成为理所当然向边缘传播先进文明的“中心”,而广大弱势者则被视为边缘、落后、野蛮、愚昧而被边缘化,被忽视,被野蛮化,被妖魔化,被批判,被嘲弄,被蔑视,被剥削、被奴役、被摧毁,被占领,被吞并,被统治和被开化,故而需要“被怜悯”、“被救赎”、“被领导”、“被统一”、“被传播先进文明”、“被现代化”。无怪,“历史学”有“胜利者的宣传”之恶名,成了赢家通吃,输家出局的零和博弈赌场。这种突出,推崇,放大“强者”的情况不仅流行当今各 “西方中心论”主导的强势民族“世界史”,也不鲜见于“西方中心论”影响下自卑心态自我边缘化的弱势民族“世界史”。全球人的全球史不应当这样,应当进行社会力学分析,把作为不同功能体的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互动和彼此对整体发展的贡献都中肯地展现出来。 三、全球人 全球史 全球史是全球人共同的历史,套用林肯名言,乃:全球人共有、共创、共享的三维全球史(a 3-D global history of the glober, by the glober and for the glober),因而只有站在全球人立场(glober identity)才能书写客观全面的全球史。 全球人生而不平等,伴随着与生俱来的各种差异,在不同范围内发挥不同的功能,形成各自的社会分工。根据社会史和社会力学理论,作为全球人,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时空内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1]发挥功能,近现代的民族国家作为独立的功能体也是如此。 作为全球史学者,笔者主张抛弃中心论、超越民族主义、摈弃优越感并摆脱自卑感,对全球人的三维全球史进行无中心整体研究。当然,这并不容易做到。汤因比指出:“历史学家可能不会意识到他的最根本的偏见。…如果历史学家是诚实的、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并且很擅长反省艺术和心理分析,那末他肯定将尽最大努力去撰写一部没有偏见的历史;但即使如此,我相信,他的成功最多只能是局部的。”[22] 所以,我们只有体悟到各个民族共有、共创和共享全球史并摆脱种族、社会制度、民族自卑感和优越感才能从整体观点认识全球史。人是有民族性和阶级性的,但这些不应当妨碍全球史学者采取“全球人”的超然观点科学地认识自己的历史。因为,科学应当超然! 在与国际学者交流中,笔者深感缺乏真正“国际”或“全球”“全球/世界史”学术组织的缺憾,与不少积极进行国际交流的学者产生共鸣。经曼宁教授等学者和笔者的共同努力,笔者邀请美国、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全球史学者于2008年5月4日在南开大学创建了“亚洲全球史学会”(Asian Association of World Historians, AAWH)。接着,笔者又于2008年7月2日出席了在德国德累斯顿召开的“世界全球史学会”(NOGWHISTO, Network of Global and World History Organizations)成立会议并当选8名筹委会委员之一,该组织将“亚洲全球史学会”、“美国世界史学会”、“欧洲全球史学会”和将要成立的非洲(后于2009年成立)和拉丁美洲全球史学会和全球各个相关学术组织整合,形成全球学术联系。2010年8月,“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XX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CISH)”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笔者作为这两个组织的常务理事出席了大会。大会正式接纳“世界全球史学会”并委托其负责筹备2015年在中国山东济南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样一来,中国就成为这两个国际学术组织的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笔者一直担任这两个组织的常务理事,让全球史学界有了中国声音。(附件中提供上述国际学术组织的网络连接) 全球人的3-D全球史绝非任何人一己之力所能胜任,需全球的全球史学者和其他学者通力合作方可成其大业。目前,“亚洲全球史学会”和“世界全球史学会”正致力于调研交流全球各地各国全球史教学科研现状,通过各种方式建立全球学术联系,为全球人的全球史奠定坚实基础。 注释: [1] 阿诺德·J ·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阿诺德·J ·汤因比与G.R.·厄本的对话》(Arnold J. Toynbee, Toynbee on Toynbee: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rnold J. Toynbee and G. R. Urban),纽约1974年版,第34-35页。 [2] Oswald 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 West. [3]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3。 [4]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New York: 1974.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纽约1974年版。 [5] E L 琼斯:《欧洲奇迹:欧亚历史上的环境、经济与地缘政治》(E.L.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纽约1987年版。 [6] 珍妮特·阿布-卢格赫德:《欧洲称霸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纽约1989年版。 [7]吉尔斯和弗兰克:《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B. K. Gills and Frank eds.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8]彼得·格兰:《超越欧洲中心论:现代世界史新论》(Peter Gran , Beyond Eurocentrism: A New View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纽约1996年版。 [9]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东方新视野: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伦敦1998年版。 [10] 《庄子内篇》。 [11]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1995年版, 第697页。 [12]帕·曼宁:《全球史的全球实践》(Global Practice in World History, P. Manning ed., Princeton: 2008.),普林斯顿,2008年版。 [13] 多米尼克·萨克森米勒的《全球史诸全球视角:同一世界之不同理论与方法》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2011. [14] 道格拉斯·诺斯罗普主编《全球史导论》(Douglas Northrop Edited, A Companion to World History,Blackwell, Oxford: UK, 2012)牛津2012年版。. [15]威廉·H·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McNeill, William H., The Rise of the West),芝加哥1963年版。 [16] E L 琼斯:《欧洲奇迹:欧亚历史上的环境、经济与地缘政治》(E.L.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纽约1987年版, [17]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现代世界体系: 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 Century),第1卷,纽约1974年版。 [18]戴维·S. 兰德斯:《富国穷国》(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美国1998年版。 [19]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纽约1996年版。 [20] 彭慕兰: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New Jersey: 2000.)。新泽西2000年版。 [21]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1995年版,第766页。 [22] 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第17-18页。

60年代中期抗议越战的呼声和反对种族隔离与歧视的民权运动,在欧美各国开始逐渐兴起和蔓延,最终在世界各地形成了对当权者的抗议和冲击。不过当时很少有观察者认识到这些现象的本质,也并不认为这些现象预示着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历史叙事将日渐受到全人类和全球性议程的挑战。最初,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仍旧是在各个民族国家的语境中认识60年代兴起的这些现象,并没有从中看到一种新的世界和人类共同体的崛起。即便当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于1969年7月成功登月,成为第一个在月球留下足迹的人类,当时的人们也经常探讨关于“地球和行星”或“地球和宇宙飞船”之类的话题,然而,这些新现象并没有使人们超出民族国家的框架看待世界和当代历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09-0005-06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政治动荡也都阻碍了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认识到60年代更显著的发展趋势,亦即由外贸出口的扩张所致的“发达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的异军突起,以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大范围扩张。这一时期,西欧各国和日本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而全世界公认的经济霸主——美国——却有了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贸易赤字,从而失去了其经济霸权的地位。此消彼长的经济状况导致美元的大规模贬值以及一段时期内各个主要经济体的汇率浮动,而以美元为基本货币的世界经济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也就此终结;而一个以商品与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生产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关系网络。

冷战以后国际史学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对世界史(World History)和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关注不断加强。学界一般认为,“全球史”与“世界史”往往重叠,但全球史更倾向于研究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时代,指的往往是20世纪最后30年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世界史则可以把对前现代化的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包括进来。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不断关注用跨国的和全球的方法研究过去,形成了“全球史”这样一个有别于旧的世界史的史学流派或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在历史观、研究对象、历史分期和研究方法论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在运用全球史方法进行“大范围的互动研究”方面有诸多成果问世。上述趋势显然对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提出了诸多挑战,同时也有重要的启发。教育史学者应关注国际史学发展的这种新趋势,并考虑如何加以应对和借鉴。

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在70年代仍旧得以延续,而其他发展也接连产生,共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就是在这十年间,环境问题和人权问题都开始在世界各地受到广泛关注。在此之前,这类问题都被归于国家内部事务,由世界各国动用自己的政治力量和社会机制加以解决。可现在,全世界都开始关注空气和水资源的污染,对人权的践踏这些问题。人们也愈发达成共识,试图以国家间合作的方式解决这些跨国性的问题。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已经有数以万计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地开展类似的工作,它们迅速在不同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分支,并茁壮地发展起来。这类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同样也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威。60年代的一系列运动已经给“当权者”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70年代更是如此;在很多国家,政府的权威被明显削减,“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影响力却不断上升。

一、作为史学流派的全球史及其研究主题

80年代以来更是如此。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使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这十年间,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而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在这一时期也纳入了更多的成员国,最终在90年代组织成立了欧盟。当时世界的几个经济大国在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中,确立了货币交换无限制的新政策,保证了货币交易的自由化,也使得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愈发受到质疑。里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等“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s)相继上台,对长期以来福利国家的标准化框架发起挑战,并开始呼吁建立“小政府”(smallgovernment)。与此同时,1986年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站发生的核泄漏事故,更表明灾害不为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边界所阻。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不仅是苏联的悲剧,也是整个人类世界的悲剧,它更给周围的动物和植物带来了可怕的灾难。也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教育与文化交流日益增强。同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一样,摇滚乐穿梭于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两端,跨越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阻隔。

全球史有别于旧的世界史,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是一个史学流派,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1955年,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其《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中首倡全球史观。1964年,他在《当代史导论》一书中提出的当代史和全球史研究的宏观体系,集中反映了其倡导的全球史观。1978年,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1]。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史学流派的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不断发展,涌现出众多的通史和专题研究论著。1982年,美国成立了世界史学会。2006年,英国开始出版《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刘新成注意到,全球史“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其影响也越出美国,走向世界”[2]。全球史最著名的实践者是美国历史学家杰里·H. 本特利(Jerry H. Bentley)。夏继果与本特利主编的《全球史读本》编入的17篇论文基本反映了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直到今天全球史的发展历程,也解答了人们对于全球史的诸多疑问。在该文集的导言中,夏继果介绍了全球史的含义、研究的必要性及该文集的主要内容等,对于研究教育史的学者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

这些简要的介绍已经勾勒出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整个世界所经历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世界秩序已经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极格局的延续。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从经济大萧条、民主制面临集权制度的挑战,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苏冷战意识形态的对抗,整个世界见证了一系列最可怕的事件。那个时代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曾应对这些危机,然而,当战后“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成长起来,并试图以全新的方式界定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之时,老一辈的影响力就逐渐开始淡去,这大概也是为何90年代与60年代的时代差异要比60年代和30年代间的时代差异更为明显。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全球史与旧世界史的区别。杰里·H. 本特利在《新世界史》一文中指出,“世界史”这个术语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思是不同的:第一,它可以是对于全部世界历史进程的概述;第二,它可以只是外国历史——本国之外的世界的历史;第三,它可以具有某种形而上学的意味,即一些历史学家从历史记载中发掘其哲学意义的努力;第四,它也可以有着强烈的宏观社会学意义,反映了跨学科的依附经济学和世界体系分析的影响;第五,越来越多的人更赞成“世界史”代表着一种新的研究历史的不同方法。“它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考察世界各民族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当然也不意味着必须考察某一时段所有民族的历史,而是指一种历史研究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跨越社会的边界来清晰地比较历史经历,或者考察不同社会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或者分析超越多个个体社会的大范围历史发展模式与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史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3]。

随着时代发展的这些变化,新的研究视角理当应运而生。然而当时大部分历史学家并未重视这些新现象,在当代史的写作中也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国际史的研究尤其如此。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者仍旧沿用传统的冷战史和地缘政治的框架讨论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世界史。他们会先讨论冷战在50年代或60年代紧张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然后再讨论70年代以后美苏之间的缓和与禁止核扩散的条约。当70年代末苏联入侵阿富汗、中越边境发生冲突之时,冷战似乎又重新成为世界的主题,于是历史学家开始讨论“缓和”的结束与“第二次冷战”(the second Cold War)的到来。的确,这种冷战对立的思维可以解释一些现象,但面对1989年至1991年之间冷战的终结时,它却显得苍白无力。当时的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一样,完全没有预料到柏林墙的倒塌和两德统一,却只有以“冷战的终结”匆匆为冷战叙事收尾。既然意识形态的对立如此严峻,又为何会有冷战的“缓和”?既已有了“第二次冷战”,紧随其后的为何还是“冷战的终结”?这些历史解释根本没有逻辑,而且也缺乏一定的说服力。学者就像新闻记者一样,他们的研究与国际事务的变化趋势紧密相连。由于缺乏民族国家以外的解释框架,他们只有不断把目光聚焦在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之上。

新兴全球史倡导整体史和互动史的理念。研究全球史的学者一般认为,全球史是一种研究方向,研究超越欧洲和西方及关注所有地区和时代的人类历史,重在对全球交织的多样性展开经验研究,揭示与这种交织联系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全球史研究者试图从世界各地区人类社会的交往史入手,通过跨文化、跨地区等各种精神和物质交往互动现象来考察人类历史进程。全球史研究的核心理念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刘新成在梳理全球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列出了“互动”的八种方式:阐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与“共生圈”;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地方史全球化;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生态史和环境史研究;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2]。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当时有一些国际史和国别史的学者已经开始朝全球史和跨国史的方向努力。从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选取一些例子,比如菲利克斯·吉尔伯特的《告别演说》(Felix Gilbert,To the Farewell Address,1961),该书指出在18世纪末大西洋两岸的决策者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与思想上的联系。(此书或可提示那些时常追溯观念流变的思想史学者,他们更加适合用跨国史的路径研究思想的跨国流动。)约翰·狄金斯的《美国与地中海世界》(John Diggins,American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1972)详细考察了美国个人、组织以及官方与地中海地区的交流与互动,从而将北非和奥斯曼帝国增加到我们对国际史的理解之中。

从历史学研究的主题来看,近代以来,传统的西方史学专注于民族国家史(National History)。民族国家始于近代欧洲,是为摆脱教权控制而产生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欧洲国际格局。此后,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基本政治单位和主要行为者。与此同时,与历史学科专业化发展相一致,研究的重点也日益狭窄,从各地区文化史转向了西方民族国家史。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把学校变成了国家崇拜的场所。杰里·H. 本特利认为,民族国家的确是历史分析中的重要单位,为考察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问题提供了背景,对于理解超出民族国家本身之外的世界也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全球史研究者看来,历史经历不仅是个体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跨民族、政治、地域和文化等界限的许多大范围进程的产物。他指出:“最近几十年时间里,全球历史分析已消除了历史仅仅属于民族国家或者其他表面上连贯的个体社会的观念。全球史虽然承认文化独特性、排外性的民族认同、地方知识和具体某些社会的发展经历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同时也已超越了专业历史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这些问题,明确将大范围进程纳入历史关注问题之列。”[3]

美国与东亚关系领域涌现出许多重要的作品,它们关注的是美国个人或非政府组织如何介入太平洋彼岸人们的生活与事务之中的。值得注意的作品有柯文的《中国与基督教》(Paul Cohen,China and Christianity,1963)、孔华润的《中国联系》(Warren Cohen,The Chinese Connection,1978)和简·亨特的《优雅的福音》(Jane Hunter,The Gospel of Gentility,1984)。第一本书考察了19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反传教运动;第二本书集中研究20世纪初三位美国人与中国之间的深度、多样的联系;第三本书研究20世纪初美国女传教士在中国的生活及其怀有的理念。这些著作都大大增进了美国-东亚关系中非政府层面的研究。埃米莉·罗森堡的《传播美国梦》(Emily Rosenberg,Spreadingthe American Dream,1982)是一部先锋之作,考察了美国非政府组织——比如教会、基金会和公民组织——在沟通美国与世界上所做出的贡献。几位美国对外关系研究的专家,比如沃伦·屈尔(Warren Kuehl)和多萝西·琼斯(Dorothy Jones),出版了关于美国对国际主义演进所作贡献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包括没有提到的很多作品,一起表明,至少有一些美国对外关系史学者正在向全球史或跨国史方向转变,而在其他国家,这样的学者也有很多。

施诚在《全球史研究主题评介》一文中指出:“全球史以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为研究对象,探讨超越国家和民族体系之外、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与全球化有关的或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并把自然环境变化与人类历史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致力于跨学科、长时段、全方位地研究世界历史的进程。”[4]在他看来,可以将全球史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归纳为两大类:一类认为全球史并非囊括人类所有历史,而主要集中探讨当代全球化的进程;另一类认为人类历史上全球化并非当代特有的产物,而是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全球史研究不应局限于当代,应当追溯历史上的全球化进程。施诚研究了全球史研究的几个重要主题,包括对全球化进程的研究、全球史的历史分期、全球史中的跨文化交流研究和环境史研究。他认为,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全球史研究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与以国别史为研究对象的传统世界史比较,全球史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世界史的范围,淡化了单一地区或国家,而强调全球历史发展进程的整体性。

尽管有这些优秀的先锋作品涌现出来,然而,当这些作者出版他们的作品时,很少有人接受全球史或跨国史的概念。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绝大部分国际史学者或民族国家史学者不能果断地用这些新的分析框架来重新考察历史?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二、全球史的历史分期和理论方法

很明显的一点是,大部分国际关系史学者仍然把研究重心放在与他们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冷战方面,即使他们关注了非政府行为体或跨国力量,也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非地缘政治的学术路径,或者重点去关注全球化、环境和人权这类题目。但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当代史学者还一直承受着20世纪所发生过的战争、暴行和经济危机之痛,以至于他们不敢相信这个饱受苦难的时代正在被一个全新的、不那么悲剧的时代所取代。

历史编纂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历史分期(Periodization in History)问题。在西方古代,历史循环思想(Time Was Seen as Cyclical)占据主导地位,基督教则将线性史观(Time Is Linear)引入历史研究[5]。张广勇指出,公元4世纪至5世纪是西方史学发生重大转折的时代,“此时期兴起的基督教史学思想,打破了从前以世界作为背景和以地理上的文明中心为中心的世界史格局,开始致力于构筑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史,构筑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括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的世界通史”[6]。此后,对进步的信念和直线进步史观成为西方历史学编纂的主导思想。中世纪编年史家在具体叙述世界历史时,普遍采用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四大帝国的分期法。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史著作中用来划分历史时期的“中世纪”一词,但人文主义史学家并没有把它付诸世界历史编纂实践。1700年左右,一位名叫凯勒尔(1638-1707)的作者出版了《古代、中世纪和新时期世界通史》一书,第一次把世界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三分法”就逐步成为西方史学界历史分期的主流。大约从18世纪末开始,西欧中心论的观念在德国哥廷根学派历史学家中逐渐流行开来,一部世界史变成近代西欧各国制度的历史。在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的19世纪,世界史编纂进入了西欧中心论时代,在理论上系统阐述西欧中心论的人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近代史学之父”兰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系统阐述了西欧中心论。后来,世界历史编纂学中的西欧中心论又演化为欧洲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西方人对进步的信念和西欧中心论受到了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更是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将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传统三分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对于这一点,可以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找到一个例子。我于1983年参加了一个在日本举办的国际会议,与会者包括来自主办国、美国以及欧洲的学者。会议旨在讨论20世纪历史中的重大主题。之所以时间选在1983年,背后有主办方的深意:他们想要考察那些驱使人类进入“1984”的发展进程,“1984”是现代邪恶政治的象征,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里描述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卑鄙的行径。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与会者几乎一致地对20世纪的历史持有一种阴暗、悲观的观点。题为《经历20世纪》(Experienc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1985)的会议文集以一种悲观主义的基调重新考察了20世纪发生过的可怕事件,这些事件看起来全部都不可避免——是技术发展、国家权力集中、乌托邦梦想家的狂热最终导向了极权统治、毁灭式战争、种族屠杀等所导致的可预见的结果。

全球史兴起后,一些史学家从全球视野出发,对世界历史进行了新的分期。杰里·H. 本特利认为,研究世界上的人们参与跨越单个社会和文化区域的历史进程的情况也许有益于全球历史分期的尝试。因为从古至今,跨文化互动对所有卷入其中的人们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将跨文化互动作为分期的标准,包括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战争和远程贸易等。主要由于推动跨越社会和文化区域边界的跨文化互动的动力不同,形成了世界历史的六个时期:早期复杂社会时期(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2000-公元前500年),古典文明时期(公元前500-公元500年),后古典时期(公元500-1000年),跨地区游牧帝国时期(公元1000-1500年)以及现代时期(公元1500年至今)。本特利指出,将跨文化互动作为分期的标准,可以更好地摆脱种族中心论的分期法,这种分期法以特定强势群体的经历来构建世界史。这样,通过关注跨文化互动的进程,历史学家们也许更乐于区分反映众多民族发展经历的传承和转变模式,而不是把源自某一强势群体的经历的历史分期强加给所有民族。但他也提醒注意以下两点忠告:第一,以跨文化互动为依据的分期不能妄称完全涵盖了古往今来的整个世界。只是在16世纪以后,跨文化互动才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全球分期的基础。第二,全球历史分期并不是历史分析中唯一有用或合适的框架。他注意到单个社会的内部发展对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们的直接影响以及不同的人群参与大范围历史进程程度上的差异。因此,全球历史分期通常是大致描绘历史的发展而非予以准确定位,以便为各地历史的细致差别留下波动的空间[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人权、环保主义和非政府行为体的角色等问题并没有得到会议的关注。这些跨国现象还没有进入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视野。相反,他们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国家及国家间关系上。刚刚过去的历史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史上最残酷的历史时代,究其因,极权主义国家乃是残酷与杀戮的执行者。作为民族国家的一种极端形式,极权主义国家形成于早期近代欧洲(early modern Europe),逐渐积累和集中权威,动用一切技术和资源来加强权力以实现其目标,不惜发动屠杀、毁灭行动及其他灭绝人性的行为。在那种意义上,政治的发展压迫了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并且若非经济、社会和文化重新界定、寻求自我,它们要逃脱这种被束缚的命运就几乎没有什么希望。但是,当时并没有参会者就此主题进行发挥,这也再一次表明当时的历史学家仍然沿用着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思考模式。

美国学者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认为:“理解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撰写全球史所用的方法的多样性,可能与试图理解历史学本身一样复杂。全球史从社会科学中借用了分析的概念和哲学的方法,而有时候,这些概念和方法得到提炼并再度反馈给社会科学。大多数研究全球史的方法中包含了自我批评的种子,有时甚至是自我否定;其结果是,全球史学家的大量作品都是关于方法和概念的作品。”[7]在她看来,“全球史”仍是一项新兴的事业,有一套明显不同的假设和问题。全球史编纂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讲述一个没有中心的故事?在柯娇燕看来,研究历史的语言和叙述仍受到语法、词汇和单向度时间感的限制,将形式与内容匹配起来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因此,全球史学家一直是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中工作的。她介绍了对全球史进行界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且以大致的年代顺序编排它们,把它们整合在极为概括的范畴之下:分流、合流、传染和体系。

然而现实发展的速度远远超出这批学者们的预料。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这20多年间,历史学家研究、考察现代历史的核心单位——民族国家——其权威在逐步消减,而与之相应的“小政府”(smallgovernment)的时代仿佛已经到来。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迅速增长,并且开始在国家社会经济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此情况下,继续把国家视为核心的分析单位当然已经是不够的了。但是在90年代之前,历史学家还是没有很明显地改变他们的观念,民族国家史和国际史仍旧是书写和教授历史的最普遍的路径。考虑到极权主义国家——德国、日本、苏联等——给20世纪带来了怎样的悲剧,一系列的可怕战争以及将民主国家也卷入其中的军备竞赛给世界带来了怎样的灾难,无怪乎近现代史的研究者依旧为“某国如何对待它的人民”、“某些国家如何残忍地试图摧毁其他国家”这类叙事着迷。

杰里·H. 本特利深入研究了全球史的理论化(Theorizing the Global Past)问题。他注意到,大多数专业历史学家更愿意进行实证研究而不是理论分析,但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建立在关于世界及其发展动力的理论、哲学或者意识形态等各种假定的基础上的。世界史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研究方法,有必要明确提出自己的前提假设。近年来,历史社会学家在为世界史建构理论框架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本特利认为,当前有关世界史的论争中有四种理论学派(Four Theoretical Schools)最为引人注目:第一种是现代化研究方法(The Modernization Approach),这个理论学派从马克斯·韦伯的比较社会学衍生而来。韦伯试图通过对欧洲与其他社会的比较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欧洲的特性,其影响在现代化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历史学家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种是受马克思影响的世界体系分析方法(The Form of World System Analysis),认为欧洲取得统治地位主要因为帝国主义和对其他社会的剥削。第三种理论研究方法注意到前两种方法的欧洲中心论特征,认为欧洲经济发展及其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是发展机遇带来的结果。第四种理论方法的特征是在试图说明世界历史大范围进程是从地理、生态和环境分析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中汲取灵感。在本特利看来,前两个学派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后两种学派只是最近刚刚兴起的,但似乎准备对未来的历史研究施加重大的影响①。

至于冷战中心观或20世纪历史悲观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让位于更广阔的主题、不同的概念框架的,我们很难给出准确的时间。如果直接说大部分学者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才真正接受一个全新的替代的视角和观点的,这样的结论也未免太过草率,仿佛这些学者不过是当代事务的被动记录者,而非全球事务和跨国发展的深度观察者。经济学家似乎是第一批注意到60年代后凸显出来的经济全球化这类新的发展变化,并对此加以总结的学者。外汇的自由化,或者,由于亚洲国家参与到“离岸生产”、全球市场和消费的体系中所带来的出口贸易的增长与经济产能的提高,都可以用经济全球化来解释。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快开始研究相关题目。经济变化和技术创新将世界各地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拉近,这点让学者们着迷不已。

目前西方学术界的主要关注点仍然围绕全球史概念展开交流。但董欣洁注意到杜克大学跨文化与中国史专业的学者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2011年出版的《全球史的全球观点: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一书在梳理全球史方面所做的新的学术尝试,并在《变动中的全球史及其多样性——读〈全球史的全球观点: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一文中对该书有非常深入的述评。萨克森迈尔认为,历史学家仍局限在有关全球史的任务、责任和潜力上,并主要在民族的和地区的学术机构内展开争论,他则试图通过提供一系列关于历史学实践的内在层次、知识社会学、全球和地方趋势的新观点来纠正这种不平衡。作者还选取了美国、德国和中国作为主要个案,阐述了通往全球史的不同道路的特征,并认为历史编纂学中这种新的全球趋势,需要跨国对话、合作和交流的相应增长来支持[8]。

然而,历史学家算是变革潮流中的落伍者,在90年代之前很少有人研究非地缘政治主题。换言之,即使全球化已经成为众人皆知的事实超过20年了,但历史学家仍然在犹豫要不要以全球化为主题来研究现代史,或者利用它作为解释20世纪历史的概念框架。在第一章中我曾提到,最早探讨全球化现象之一的学者是霍布斯鲍姆,然而他的那部广受赞誉的关于20世纪史——《极端的年代》——所讨论的时段并没有超出1991年。不过,到了90年代早期,很明显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对全球化及其相关现象感兴趣,并试图将相关主题融入他们对现当代史的研究之中。

三、全球史与教育史研究

1993年,当参加过1983年日本会议的部分学者与新一批学者一道重新审视20世纪历史的时候,可以从他们的观点中看出重要的变化。仅仅十年之间,此前还几乎一致地对20世纪史抱有一种悲观的传统见解的学者们,现在已经着迷于新的观点和视角。比如,在1993年会议中,大量的讨论是围绕着十年之前几乎没有触碰过的主题:全球化、人权、环境灾害。粗略浏览下两次会议论文集的索引,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差别。

全球史作为一种史学流派或历史学新学科的发展对教育史研究有多重启示,包括普世价值观、历史观、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诸多方面。首先是全球史的普世价值取向对教育史研究的意义。这个问题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全人类的命运的思考,二是把世界史当作和平教育的理念。第一个方面,全球史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与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又涉及全球化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在文化认同上,一种被全世界人普遍认可的进步是技术进步,这成了现代化或全球化的基础。加速进行的全球化是否以跨国公司和跨国组织取代了民族国家的首要地位,全球文化是否销蚀了地方文化和传统?对于研究教育史的学者而言,是否还要继续研究民族国家教育史?或在拼凑民族国家教育史的基础上编写世界教育史或全球教育史,还是运用全球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教育在世界历史上的互动,并将与外来者的交往视为社会变革和教育变革的主要推动力?第二个方面,“认识他人”是当今国际教育哲学家推行的理念,他们主张把世界史当作和平教育的手段。编写一部关于人类教育互动的世界教育史教科书,无疑可以服务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教育的目的。在世界教育史上,正如皮亚杰早已指出的那样,夸美纽斯被西方学界公认为国际教育哲学的起源和先驱。在上述语境下,我们有创造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的可能性,即讲授一种非政治的世界教育史。

第一本论文集《经历20世纪》没有“环保主义”这个索引项,只有1个论及“全球化”和4个论及“人权”的词,而第二本论文集则冠之以《世纪的终结:过去中的未来》(The End of the Century: The Future in the Past,1995)这样彰显主旨的题目,其中包含13个“环保主义”、18个“全球化”和35个“人权”的索引项。即使考虑到两个索引的制作人不相同,这样的差别也是十分显著的。它表明,历史学家和研究20世纪发展的其他学者们的关注点在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全球史流派的历史观对教育史研究是有启发的。长久以来,史家对史学理论问题缺乏兴趣,史学著作保持着浓厚的实用和文学气息。正如美国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学科迄今没能在微观研究和宏观概括这两大对立的要求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如果想理解细节的含义、理解它们是如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就必须有超越细节的眼光。如果我们要搞清我们学科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来龙去脉,我们就需要构建大的图景。不幸的是,历史学家如此全神贯注于微观研究,往往忽视了构建大的历史图景的工作。事实上,很多历史学家存心忽视宏观概括的工作,相信当事实积累到足够多的时候,它们自己就会讲话,但却忘记了只有我们才可以给‘事实’以声音。历史研究的这种片面方法所导致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拥有大量信息但研究领域零碎、狭隘的学科。”②因此,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有必要从全球史视角重新思考教育史研究,这将有助于恢复在微观教育史研究和宏观教育史概括两者之间的平衡。

通过将第二本论文集的副标题定为“过去中的未来”,1993年研讨会的组织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哪一个“过去”更能体现“未来”的趋势,这预示着可能会出现对20世纪历史的多种解释。与会者都赞同的一点是,与那种阴暗悲观的论调相比,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世界看起来充满着希望,或者至少彻底地不同于20世纪常态化的那种危机四伏的年代。这种强烈对比的背后,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了全球的关联性,伴随着以民族国家和地缘政治为主导的世界的远去。至少,这样一个学术会议——毫无疑问全世界各地都会有——表明,历史学家并不亚于其他学科的学者,他们也开始关注全球发展,从国际冲突和战争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出来。

我们还可以从全球史流派的研究对象的视角推进我们的教育史研究。如前所述,全球史或新世界史术语有多重含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西方和中国的不同语境下对“全球史”或“世界史”理解的文化差异。夏继果指出,如果说在欧美世界“全球史”与“世界史”区别不大,与中国既已存在的“世界史”就差别甚大了。中国的世界史从鸦片战争以后就把中国史排除在外,一切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都可以叫“世界史”。在中国的历史学学科分类中,“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从教育史研究方面来看,西方经典的教育史作都是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不包括中国教育史。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史研究传统一直将“中国教育史”和“西洋教育史”或“外国教育史”截然分开。虽然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惯性所致,但显然已经不符合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历史观。再从教育史研究的主题来看,我们的外国教育史研究专注于民族国家尤其是西方民族国家的教育史,而当今的全球历史分析已消除了历史仅属于民族国家等的观念,进而关注跨民族、政治、地域和文化等界限的许多大范围的文化互动进程。在教育史观和研究对象方面,我们显然应该作出适当的反映。第一,我们应该尝试编写一本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教育史》,概述全部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二,按照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思路,关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文化教育等多重领域的“大范围的互动研究”。

在承认非地缘政治现象和主题的重要性方面,历史学家为何行动迟缓?除了冷战的影响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至少到90年代,他们还持有传统的历史欧洲中心论,在这个思维框架下,全球与跨国的视角很难融入进去。甚至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也不例外。在该书中,他所描述的大部分事件发生在欧洲或北美的国家,抑或这些国家的势力范围,它们在军事和经济上发挥着主导性影响。特别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作者将1945年至70年代这段时期概括为“黄金年代”。二战后的西欧复兴、战后美国领导地位的确立、西方世界经济与社会机会的稳固提升,所有这些都让霍布斯鲍姆印象深刻,欢欣鼓舞。但是,如果从生活在东欧、中东、东南亚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的立场上出发,很难将这段时期定义为“黄金年代”。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黄金年代”在70年代以前并未到来,而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七八十年代“大衰退”(long slide)时期,却反而见证了世界大部分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人权革命”以及其他保护地球环境的国际和跨国行动,都发生在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黄金年代”之后。换句话说,《极端的年代》一书的受欢迎程度和广泛的影响表明,一直到90年代初,历史学家仍旧完全被西方中心论的基本观点所主导。

从全球史或新世界史分期的观点重新思考西方教育史的历史分期也是有意义的。教育史编纂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历史分期。对进步的信念和直线进步史观是西方教育史编纂的主导思想。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以来,“三分法”就成为西方史学界历史分期的主流。在我国,最具代表性的由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也将世界史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这在中西方都是约定俗成的。但很多全球史学者试图按照整体史和互动史的理念,从根本上打破上述传统的历史分期,讲述一个没有中心的“大范围的互动”的故事,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这种思路是否可以为教育史研究所借鉴值得思考。从古至今,跨文化互动的确对所有卷入其中的人们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将跨文化互动作为分期的标准,可以使我们的教育史研究更好地摆脱种族中心论的分期法,这种分期法以特定强势群体的经历来构建世界史。通过关注跨文化互动的进程,历史学家们也许更乐于区分反映众多民族发展经历的传承和转变模式,而不是把源自某一强势群体的经历的历史分期强加给所有民族。但我们不应用跨文化互动为依据的分期去完全涵盖古往今来的整个世界教育史。按照前述本特利的想法,只是在16世纪以后,跨文化互动才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全球分期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全球历史分期也不是教育史分析中唯一有用或合适的框架。民族国家教育史仍应是我们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我们的视野应该扩大,研究领域应当更加宽广,关注某个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教育互动研究,进一步推进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研究。

几乎世界各地的专业历史学家都是透过欧洲历史的视角来理解世界史,并试图把他们本国的历史融入西方历史的概念框架中去。比如,古代、中世纪、早期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分期就是起源于欧洲,并作为描述西方社会演进的一个宏观的历史框架。但是,它并不适用于所有地区。对于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来说,区分古代史和中世纪史,有什么意义?或者,区分中国的中世纪史和早期近代史有什么意义?再或者,区分土耳其的早期近代史与近现代史又有什么意义?

全球史视角还将有助于我们推进全球教育史学史的研究。美国学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和王晴佳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发。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有两点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一方面,应关注教育史学史研究如何打破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格局。在19世纪历史研究专业化进程中,历史学经历了从普世史向以国家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的转变,把民族国家视为文明和进步的动力。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写作世界史的尝试,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和阿诺德·J. 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历史研究》。这些著作的中心内容是各种文明之间的比较,西方文明只是其中的一个文明。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世界史的复兴,并在冷战结束后得到加强。对跨文化交流和传播进行研究的早期重要代表作是威廉·H. 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以后,世界史的写作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沿着传统的方法,关注文明、国家和社会的历史。一些社会科学家像现代化理论家一样,把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发展看作理解现代世界的核心所在。第二种方向是以麦克尼尔为代表的,对经济和政治因素兴趣不大,其研究也不是直接从欧洲中心出发,更乐于把更早的年代的历史囊括进来。新近的发展道路被称为“科学文化”道路,使用新的非档案史料和进化生物学、环境科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化学以及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等领域的方法。对于世界史来说,第二条道路前景更加可观[9]。我们可以参考国际历史学发展的上述两条道路来思考研究世界教育史的路径。另一方面,加强中国教育史在世界教育史中的地位无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要从中国教育史出发来重构以往具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世界教育史。当今,将中国教育置于世界教育史之中,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教育和从中国教育史来反思世界教育史,成为理解中国教育史与世界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纬度。将中国教育史纳入世界教育史有助于反思世界教育史研究中的惯常概念和方法。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的讨论是有启发意义的[10]。我们可以将中国史学重视道德评价的传统吸收进去;中国教育史表明了早期近代世界教育的多样性,有助于了解近代早期教育变革的模式;应重视中国教育史在世界教育史和历史编纂中的作用及价值;探讨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联系与互动;我们还可以借鉴世界史学者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成果,推进中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我们应该关注那些会带来深刻而持久历史影响的文化教育的碰撞和交流,强调其在文化教育传统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不同文化教育传统的人之间的有意识的文化教育借鉴或互惠性文化教育交流。

这样一个历史分期是典型的从欧洲中心观出发去理解人类的过去。威廉·兰格的《世界历史百科全书》(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大概是20世纪后半期使用最为广泛的世界史分期指南,它将世界史分为“史前时期”、“古代”、“中世纪”、“早期近代”、“近现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两战之间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以及“当代”几个历史时期。这种历史分期会把“中世纪”强加给亚洲和非洲,而他们的历史学家可能永远不会承认。类似地,“早期近代”史的概念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这个概念能够应用于所有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在这本《百科全书》中,“早期近代”横跨1500年到1800年的三个世纪,整个世界的历史分期都是一块儿划分出来的。当然,这就是欧洲中心立场的历史观,因为无论1500年还是1800年——抑或记录它们的基督教格里高利历法本身——对于大多数生活在欧洲以外的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除非是欧洲人去过和生活的地方,比如美洲大陆)。

注释:

兰格历史分期的欧洲中心观更加明显地体现在他设定1914年为“近现代”的结束点,并且将1914年至1939年视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期。可是,研究中国、土耳其、墨西哥或者其他国家历史的学者为何要用这样一种历史分期呢?须知在中国历史上,清王朝为中华民国所取代的1912年要远要比1914年重要得多;而对于土耳其来说,奥斯曼帝国内青年土耳其运动兴起的1908年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对于墨西哥来说也是如此,在经历了1911年反对迪亚兹独裁的革命后,墨西哥的历史翻开了一页新的篇章。以上都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分期,我们也可以理解,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应当尊重自己独特的历史分期。但是,一旦我们将焦点从国家行为体转移到非国家的现象或议程——比如女权运动、毒品控制、疾病预防等——的时候,很明显可以看到,无论1914、1939,还是1910、1911、1912,这些年份都毫无意义。我们不仅需要一个较少欧洲中心观的历史分期,也需要一个较少国家中心观的历史分期,历史学家只有到20世纪末才开始真正关心这些事情。

①Jerry H. Bentley. The New World History.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Oxford: Blankwell,

尽管很多时候1914年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历史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坚持把这一年视为“现代时期”的终点。1914年不仅意味着漫长的19世纪走到了尽头,“短20世纪”拉开序幕,而且还被赋予了人类历史的重大意义,因为人们相信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现代”世界已经逐渐走向了终结。当然,用“现代”这个形容词大致描述1800年至1914年这段历史时期,蕴含着某种关于现代性本质的东西。不光是上面提到的《世界历史百科全书》,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共享着一整套关于现代历史构成的特定概念:科学和技术进步、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和代议制政府、中产阶级生活等。“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一主题在20世纪中期风靡一时,受到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重视,它也被应用于检验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因为这些发展肇始于西欧和北美,所以这些国家被认为是最“现代”的,由于缺少部分或者大部分“现代性”的特质,其他国家就被视为是“前现代”的。历史学家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判定如何以及何时这些非西方社会能够变成“现代”的,并搜寻每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中有哪些因素会阻碍或者促进现代化进程。在这个概念框架下,难怪1914年普遍被视为世界历史上的悲剧时刻,因为大部分高度文明的“现代”国家,之前还维持着和平相处的状态,却在1914年开始了一场互相间的惨烈屠杀。按照常理,现代、文明的人们不应该有那样的表现,但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这一切都真实地发生了。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持续了一百年的欧洲乐观主义,以及作为世界文明中心的西方优越感,终于走向了终结;或者说这是当时人们的感受。在此意义下,可以认为“现代”的纪元已然终结。

  1. 397-400. 夏继果,[美]杰里·H. 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9-52。

然而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而言,情况就要复杂得多。“现代化”是后来的概念。许多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开始现代化的改革。对这些国家而言,1914年是现代历史的开端,而非终结。同样地,对西方世界而言,1919年到1939年被视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但对世界其他地区就并非如此。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参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1939年也没有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而把这20年单拿出来讨论,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叙事没什么意义。对像中国、越南这些国家,1917年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那年俄国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此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重审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世界各地的反殖民革命浪潮使这些国家的历史叙事,与各个大国的标准历史年表截然不同。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很少会有历史学家愿意接受这些与西方历史所冲突的叙事版本。

②大卫·克里斯蒂安:《为“大历史”辩护》,见夏继果、[美]杰里·H. 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7。

因而,在历史学家们开始拥抱更全球化、跨国性的研究范式以前,他们首先面临着为西方的历史叙事去中心化(decentering)、去国家化(denationalizing)的过程。人们必须接纳一种更包容性的历史观,理解人类经历的普适性和多元性,而不是把欧美的历史经验盲目嫁接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当时世界的经济、社会、文化已经朝着这些方向变化,然而史学编纂方面真正明显的变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

[1][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当然,对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和历史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就已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开始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兴起,历史学家也与文化人类学家、民俗音乐家、比较文学研究者通力合作,“解密”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的古文字与传统文明。比如,在奥斯曼土耳其史和中国史研究方面,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学者做出了一流的成绩,也对土耳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地区研究”并不等同于世界历史和全球人类的历史,其研究框架也并未促成后者的发展。人们仍然从西方中心论的概念——如现代化和帝国主义——出发理解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在他们的想象中,那里充满异域风情,具有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特征。唯有全球性的、跨国性的视角才能把这些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从狭隘的概念中拯救出来。

[2]刘新成.在互动中建构世界历史[N].光明日报,2009-02-17.

当然,世界历史作为一种历史写作的范畴已然存在了很长时间。即便是在民族国家史如日中天的年代里,这种历史研究的视角也没有消失。这类写作中最有名的要数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出版的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History,1934—1961)。汤因比与当时不少带有目的论撰写历史的学者(例如19世纪社会学家斯宾塞)不同,他迫切地试图撰写一部关于全人类的历史。他可能是第一位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的职业历史学家,不只关注西方世界,也关注西方以外的国家;他将历史视为一个文明逐渐替代另一个文明的演进过程,其整体分析框架并不局限于物质和经济方面,而是兼顾宗教、精神、哲学等其他方面。他研究各个文明所应对的“挑战”与它们做出的“回应”,并认为只有面对挑战能做出相应回应的文明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反之则只有衰落。不过,虽然这部作品具有开创性意义,然而因为该书卷帙浩繁,汤因比本人的历史写作个人化色彩又太过浓厚,《历史研究》对职业历史编纂的影响反而不是很大。当然,当时的历史学家尚未对全球史的研究做好准备,也是这部作品不受重视的原因之一;当时的学界仍旧深陷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框架之中,而6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向”的细密化讨论自然也很少会兼顾汤因比作品所展示的那种宏大叙事。

[3]夏继果,[美]杰里·H. 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出版于1963年的《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可以说是90年代以前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成功讨论世界历史的作品。麦克尼尔曾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与汤因比一起,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合作编辑《国际事务年鉴》(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此后,麦克尼尔又进一步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以全球史和跨国史为主题的作品——尽管他本人以及当时的评论者并不会以全球史和跨国史来描述这些作品的题材。例如,麦克尼尔对威尼斯的研究就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地中海世界互动关系的大框架下展开的,而他对疾病、舞蹈等其他题目的研究同样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麦克尼尔明显试图在历史研究中减少民族国家史的分量。

[4]施诚.全球史研究主题评介[J].史学理论研究,2012, : 123-128.

然而,《西方的兴起》作为麦克尼尔解释世界史的首次努力,仍给人一种西方中心观念的历史图景,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赞赏,尽管该书并非真的如此。他竭力强调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在公元1500年左右;他同样讨论了公元5世纪以前的“中东霸权时代”,以及公元5世纪一直到15世纪的“欧亚文化均势”。由此,麦克尼尔将西方霸权时代的讨论嵌入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之中,将它与其他未来可能兴起的文明并举。此书的许多评论者也都似乎忽略了麦克尼尔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尝试。他们为这部八百页的作品只留了不到一百页的篇幅讨论1850年以后的世界局势感到困惑,甚至抱怨不休。然而这正是麦克尼尔的深意所在。他试图揭示现代历史是如何嵌入人类社会、政治、文化漫长的演绎之中的,但是他所传递的这一信息却并未对史学写作产生直接的影响。

[5]Gabrielle M. Spiegel.. Historical Thought in Medieval Europe.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Oxford: Blankwell, 2002.

继这部大书之后,紧接着问世了两类教辅读物,包括《世界史》这部更短小精简、适合作教科书的概览读物,以及数册翻译成英文的原始文献。可惜的是,60年代到80年代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仍旧以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框架开展研究。

[6][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M].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欢迎世界历史的研究。职业历史学家开始将世界历史视为一种用来诠释各个国家和社会的可行的,甚至是理想的解释框架。他们开始将世界历史嵌入这种研究概念中,并使之更有效适应各自的研究日程。世界史学会(The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于1982年在夏威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awaii)成立,该组织已经成为这股历史反思浪潮(而非只是个别学者的声音)之重要代表。该学会将欧洲史和美国史的研究置于世界史的语境之中。同麦克尼尔的研究在90年代影响力的回潮一样,很快就有其他作品接连诞生以回应这股浪潮。到布鲁斯·马兹利什在1993年与他人合编出版《将全球史概念化》一书时,许多其他历史学家已经开始介入相关领域的研究。虽然一些历史学家将自己的研究视为新的全球史研究,而非世界历史,只要心怀整个人类世界,类似的研究和尝试事实上都可以被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即自90年代初以来,如果历史学家想要对过去世界做出新的解释,那么从观念、地缘层面解构西方中心论就已然成为工作的理想和愿景。

[7][美]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M].刘文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当然,人们自然会问,为何历史学家需要花那么长时间,才开始解构西方中心论。毕竟20世纪60年代末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浪潮,已然使从前欧洲的殖民地摆脱了西方的殖民影响,而自70年代以来,一些亚洲国家更是逐渐开始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愈发核心的角色。也是在70年代,人权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愈发受到广泛关注。即便如此,历史讨论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日程仍旧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或许最重要的是,历史学家首先要就跨国性的人口流动、观念变化和文化传播进行严肃的讨论。换句话说,在真正从概念层面解构西方中心论以前,我们应该首先严肃对待跨国性的研究主题。无论如何,自90年代以来,那些致力于研究全球史的历史学家已经有了自己的阵地。当他们探讨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时,人们对这类言论的接纳已经要比以往友好得多。他们所面对的听众,不是已经成为全球史的信徒,就是早已准备好应对这些新视角所带来的挑战了,这些都反映出历史编纂所经历的重大变化。

[8]董欣洁.变动中的全球史及其多样性——读《全球史的全球观点: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J].史学理论研究,2012, : 140.

本文摘自《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入江昭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摘自:北外全球史

[9][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M].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邢科.世界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心:边缘视角中的世界史——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综述[J].史学理论研究,2012, : 15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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