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族多元一体,怎么着认识10至13世纪中国世界的

- 编辑:澳门新萄京8455 -

部族多元一体,怎么着认识10至13世纪中国世界的

  第二,把宋朝的“中国”观当作此后乃至现实中“中国”认同的基础,无疑是以宋朝的自我意识来定义10—13世纪的“中国”,而将辽、金排除于“中国”之外。以宋、明时代凝固而成的“相对清晰稳定”“具有文化同一性”的中原—汉族文化为“中国文化”,就必须回到以中原一汉族文化为中心而向四周扩散辐射的中国形成论,回到正统王朝相继的中国史叙事,回到以汉族同化周边民族即“纳四裔于中华”的那种“中国”意识,而这正是中华民国主流的“中国”意识,这样的“中国”意识倒确实是宋朝“中国”意识的延续。而无论以怎样的方式重新回到“纳四裔于中华”的“中国”意识,回到中原—汉族中心主义的中国史叙事,其实都是简单地站在以中国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各种解构论的反面,无法给出有说服力的辩驳,也无法解释这个不合“标准”的多民族、跨文明“大中国”的存在,无法真正解释和说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包容性和开放性”。

作者:宋德金 转贴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03-03 近二三十年来,有两个重要理论命题,即“中华一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先后提出,并为学术界所认同,特别是后者影响更为广泛,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是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其实,它们可视为一个命题的前世和今生。 “中华一体”:凝聚于华夏—汉民族 “中华一体”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着名辽金史学者张博泉教授首倡的。他的《“中华一体”论》一文刊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5期。他认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先后经历了“前天下一体”、“天下一体”及“前中华一体”、“中华一体”这样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前天下一体”是指秦以前,“天下一体”是指秦汉到隋唐;“前中华一体”是指辽宋金,“中华一体”是指元明清。不管是“天下一体”,还是“中华一体”,都包括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在内。此文标志“中华一体”思想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和确立。接着,他又就“中华一体”问题陆续发表多篇论文,并出版40多万言的专着《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对这个命题进一步作了详尽、全面的阐述和论证。 1988年,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长篇演讲,全文近3万字。次年,在此基础上出版费孝通等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除费孝通的讲演外,该书还收入其他几位学者的相关论文。费孝通概括论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认为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这个多元统一的格局中,华夏—汉民族是各民族凝聚的核心,把多元结合成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并逐渐为学界所认同和接受。 “中华一体”侧重历史学的论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则依据民族学、人类学的考察,两者可视为这个命题的前世和今生。 检讨“正闰观” 回应“征服王朝论” “中华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的形成和问世,既有其历史原因,又有其时代背景。 所谓历史原因,是因为这个命题并非凭空出现的,是论者对几千年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历史上所谓“正闰观”、“夷夏之辨”的检讨和批判。“中华一体”的提出,尤其如此。 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上传统的“正闰观”,即正统和非正统的观念,是以汉族为正统,以中原建立的政权为中国,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贵中华,贱夷狄”的理论。不过,历史上也有不同的声音。如唐太宗就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打破了强调华夷畛域的民族偏见。辽金以来,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传统的“正闰观”、华夷观发生很大的变化。辽代中期以后,摒弃了那种以汉族为中心的“严华夷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金代把传统的正统观批判地接受过来,继承和发展了以前那些否定和淡化华夷之别、区域之分的主张,形成同其他朝代既有共性又有特点的正统观。到元朝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大帝国,传统“正闰观”更显过时。元人在修辽宋金三史时,经过多年的激烈争论,最后决定辽宋金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尽管当时有人反对,甚至到明朝还有人旧话重提,也都无法改变辽金元的正统地位。清朝也是汉族以外的北方民族为统治民族的政权。从秦统一中国到清代的两千多年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次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民族,包括各民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就是“中华一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的历史依据。 “中华一体”论的出现也有其时代背景,它是针对海外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而提出的。 在海外中国史研究中,长期流行一种所谓“征服王朝论”,它是相关研究中的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 “征服王朝论”是美籍德裔学者魏特夫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辽》中提出的。他把所谓“帝制中国史”划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类是典型的中国社会,以秦朝、汉朝,以及隋朝、唐朝、宋朝和明朝为代表;第二类是征服和渗入王朝,指中国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其中又分为以北魏为典型代表的“渗透王朝”或“渗入王朝”,以及辽、金、元、清四个王朝所组成的“征服王朝”。 “征服王朝论”直接借鉴和承袭了20世纪初以来日本中国史研究者的某些观点,“征服王朝论”以及其前后出现的类似理论,如“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中国论”、“骑马民族国家论”等,尽管其内涵不尽相同,但都过分地强调我国南北地区差异、汉族与非汉族的对立,淡化、否认汉族对非汉族的深远影响,肢解、分裂历史上的中国,等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尽管已被广泛认同,但是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尚待进一步充实、发展和完善。 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目前还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为了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有必要对“中华一体”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进行长期深入的探讨,从而使之更臻科学和完备,在开展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切异族王朝非中华

  如蔡美彪论述说,辽文化有三个系统,一是契丹族的文化。二是突厥系的文化,北面官制基本上是承袭突厥、回纥的制度,又结合契丹族的实际,借鉴汉族的某些制度,经过修改而订立的。西辽能在中亚建立起对突厥系部落的统治,这和辽文化中一直含有突厥系文化成分是有关的。三是汉族的唐文化,构成辽文化的汉族文化,并不是宋文化而是燕云地区的唐文化,南面官制基本继承唐制。

其实就是哪怕是在元朝,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宋朝是正统的,何况是在明朝呢?中国历史时代从来都是有一根主线的,不可能都为正统,按这样的说法,那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时代就太多了,需要编的正统历史也太多了。

  这种观点不但在“南人”士大夫中占主流,很多北方士大夫也坚持这一观点。世祖朝名臣张之翰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四月,即元世祖去世元成祖即位的时候,为闽士陈光大的《古今指掌图》作《序》,他说:“五季扰攘,至宋而混一。建炎渡江,辽灭金强,至国朝而混一。”他鼓励陈光大要按照“序三国之正统,屈曹魏而进刘蜀”的《纲目》正统论,来叙写宋辽金时期的历史。历仕世祖至顺帝的雍古部贵族赵世延,在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为戚光的《南唐书音释》作序,将南唐比南宋,认为按照《春秋》《纲目》的正统之旨,应以南唐为正统。而他真正想说的是,朝廷纂修宋辽金三史因正统之争始终不能成书,若“太史氏复申前议,必将有取于是书焉”。

到了明朝正统年间,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请求重修宋史,他认为“宋辽金三史成于前元至正间, 当时秉国大臣皆辽金族类, 不以正统归宋, 遂分裂为三, 而以辽金加于宋首, 不惬人心, 不协公论。”正统皇帝便下诏他负责修撰,结果由于周叙早逝而未能修成。

  巴菲尔德深受内亚史学家傅礼初(Joseph F.Fletcher,1934—1984)的影响,傅礼初较早论述了内亚游牧国家产生于外部刺激,而巴菲尔德对此进行了理论提升。根据钟焓的介绍和论述,内亚史大家、哈佛大学教授傅礼初是伯希和的再传弟子,他一方面继承了东方学的实证功夫,一方面注重吸收社会科学理论,试图以内亚为中心,从宏观上思考欧亚大陆各地区历史的密切关联和共同趋势。他曾为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撰写了关于清属内陆亚洲以及清俄关系的三章,被中国学界广泛关注的北美“新清史”研究也深受他的影响。他在1978年发表了长文《血腥的竞争继承制:奥斯曼帝国、印度穆斯林政权和晚期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承袭》,从内亚视角对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历史趋势进行了一番总体性的概括。与我们熟知的“唐宋变革论”不同,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应该从金朝的建立算起,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国家形态、政治制度及其特征都可以追溯到金元时期,如行省制度、更强势的军事镇戍制度、专制皇权的强化、带有强烈人身依附色彩的世袭性诸色户计制度,这套制度框架由蒙古人继承下来,并将其扩展到整个中国内地。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历史趋势和文化特点是要从“内亚化”中寻找原因的。20世纪40年代,金毓黼曾论述辽、金、元之兴起实“所谓古今最剧之变局”,正与傅礼初之观点不谋而合。周良宵、顾菊英于1993年出版的《元代史》也说:“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钟焓认为,比之“宋一元一明”转型这种强调中国内部变革的解释模式,“金一元一明”转型这一带有内亚视角的解释模式能更好地联接起横亘在唐宋和明清之间的时代鸿沟,或许将这两种转型观彼此互补,方能更全面地体现中国历史后半期的演化趋势。

回答:

  首先受到中国学界重视和重新阐发的西方学者是美国人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他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长期生活,并沿长城进行实地考察。在40年代抗战期间,他受罗斯福总统委派出任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与当时中国政学两界的一些重要人物有交游。1940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二年即以《中国的边疆》为名翻译为中文。2005年,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此书再次被翻译成中文,并于2008年、2010年、2014年重印。中文译者唐晓峰指出,在西方学术界,是拉铁摩尔首先系统论说了内亚游牧社会与南部定居文明存在着紧密的共生和互动关系,长城地带就是这两大对立的世界中间生长出的辽阔边境,对于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地带,对整个亚洲内陆却是中心。这一中心概念的建立,可以矫正以往以南方农业社会为本位的立场,让我们去思考长城地带的双向影响,特别是到草原社会去“发现历史”。2017年,黄达远和袁剑主编的《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出版,姚大力著文介绍这部论文集说,它反映出人们在当代历史状况下对拉铁摩尔的再发现和再思考,他批评中国民族史和断代史研究并没有真正摆脱“汉化史观”的藩篱,基本上把两千多年以来这个国家形成与发育的历史,描述为秦汉时期确立的国家模式不断被复制和向外延伸,即使对于元、清这样起源于内亚边疆的王朝,也把它们的成功主要归因于统治者能主动“汉化”,其失败在于不够“汉化”,而拉铁摩尔的学术理路却在于“从边疆发现中国”,长城边疆在拉铁摩尔的眼里,拥有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

况且按照秦时期沿袭下来的判定是否正统的方法:逐鹿中原,即哪个政权占领中原,那么就是正统王朝的存在。在1115年至1234年,金朝的政权无疑是建立在中原地区的。所以当时懦弱的南宋最多只能算一个地方割据势力,金朝才算得上是代表华夏的正统王朝。

  第一,据京都学派尤其是宫崎市定的“唐宋变革论”,宋朝中国进入“近世”的标志即是经济上的商业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这背后的历史“普遍规律”,就是帝国必然分裂为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乃是现代国家的唯一正常形态。采用京都学派的中国史叙述,无法回避其中蕴涵的这种“普世主义”标准。

回答: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汉文化修养颇高的右丞相脱脱奏请编修三史,得到顺帝支持。对于纷攘不已,迁延日久的三史正统问题,脱脱作了一个决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正如不少学者所论,三史独立成书,“各与正统”是有着重要思想意义的。金毓黼指出,这其实仍然是以《宋史》为《南史》,辽、金二史为《北史》,正如李延寿之修南北史,自比于完成“大一统”的唐朝。瞿林东指出,三史正统之辩,其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如何看待和评价各民族政权的历史地位,而三史“各与正统”表明元朝同时是辽、金、宋三朝的继承者,它以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立场平等看待这三个不同民族政权的历史,无疑更加符合这一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进程。

宋建国于960年,宋真宗时签署《澶渊之盟》,双方约为兄弟,互为南朝北朝。

  近些年来,有一些中国学者积极回应后现代、区域史、全球史、北亚史对中国认同以及中国史内在连续性的挑战,葛兆光是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学者。他相继出版了《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年版)、《何为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历史中国的内与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来讨论相关问题。在他的中国史叙事中,10—13世纪是一个关键时期,宋朝完成了“中国”文明同一性的建设,有了有限疆域和领土的意识,有了接近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华夷之辨”,周边民族也建立了类似的民族国家如辽、金、高丽、西夏、大理、安南、日本,整个东亚已形成一个“国际社会”。然而,由于蒙元和清两个“异族”王朝的兴起,向“民族国家”转化这一历史大趋势变得相当曲折,而且呈现出与欧洲近代绝不相同的国家建构路径。今天的中国既继承了“大一统”的传统理念,又继承了“大清帝国”多民族的国体,其历史“疆域”和现代“国境”,就越来越成为充满争议又值得讨论的问题了。在这样一种历史观的指导下,葛兆光将宋朝的“中国文化”总结出五大特点,认为正是围绕着这些核心特质,历史上的“中国”才成其为一个文明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今天的中国也才有文化认同的历史基础,而宋朝的那种有着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萌芽的“中国”意识又成为后来历史上乃至今天“中国”意识的基础。不难看出,这一论述是吸收了京都学派的“唐宋变革论”,然后回到“汉化史观”并加以充实,可是,这一论述中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辽金不是正统,原因只有一个汉民族不认,当时南宋就不认,为什么明清废除儒家独尊,百花齐放。学习西方那么困难。很简单,宋被凑的叫俺爹金,心里说不,我是阿Q

  正如施坚雅所指出的,“中国”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是一个均质化的、“铁板一块”的单一实体,它是经由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并不均衡的一系列区域之间的互动与整合而形成的系统。重新考察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和再造,必须在全球史的视野和高度下,用一种结构性的眼光,重新认识中原农耕文明在中国历史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也就是说,要以“全球史观”和“内亚史观”兼容“汉化史观”,才能对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一体性做出更有说服力、更有时代感的论述和解释,从而真正说明多元而一体的中华世界的历史形成。

回答:

  中国革命包含着对于被压迫少数民族的深刻同情,社会主义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强调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和文化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关于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形成,是历史学界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热点,被称为“五朵金花”之一,相关问题引起热烈的争鸣和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唯物史观”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提出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成果的观点。在历史上中国疆域问题的讨论中,白寿彝主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打破那种以历代皇朝疆域为“中国”的观念。的确,正如当时和后来的许多批评一样,这样的观点目的论色彩太重,似乎不能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国的历史形成,但是,它打破了那种自觉不自觉地以汉族王朝为中国、从而以汉族史代替中国史的历史观念,其实那是“华夷之辨”正统论在现代史学中不自觉的但却强固的遗存。1981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谭其骧继续强调,历史上的中国不能等同于汉族王朝,甚至也不能等同于中原王朝,而是要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这个观点影响很大,并贯彻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之中。以清朝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之疆域为“中国”的标准,意味着将历史上凡是自称“中国”以及最后纳入“中国”的民族及其政权都看作是“中国史”的组成部分,纳入“中国史”的范畴之内。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各与正统”的影子。从理论上说,这其实是反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普世性,不采用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框架,而是更多地继承了中国“天下主义”的思想传统。

这一场争论持续了几十年,迟迟没有结论,直到元朝末期的至正三年 ( 1343年),丞相脱脱最终采纳了第一种观点,下令“三国各与正统, 各系其年号”。

  辽朝明确设立二元的南、北面官制,且以北面官为主,金朝化二元制度为一元,元朝因之。而金朝之尚书令及左右丞相,元朝之中书右丞相,皆继承辽朝的北院枢密使之制。金、元其实是采取隋唐以来的政治制度,而改易其面目,将“北系之彩色”寓于其中。明朝号称“兴汉灭胡”,但其政治制度沿袭元朝,清更不必论,民国亦蒙其影响。这一见解是很精辟的,它强调了中国史的划时代变化是因北方民族的兴起而发生的,而此后的历史发展趋势并非“汉化”所能完全说明,而是中原农耕世界的文化、政治传统与北方民族的文化、政治传统的深度融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

弘治年间, 吴县杨循吉重修宋辽金三史,“谓完颜氏乃中国之雠, 罪恶之首, 必先从事, 渐及辽、宋。”他修成了《辽小史》和《金小史》, 通过贬辽金为“小史”,来树立宋的正统。到了清朝修《四库全书》时, 这两部书因贬抑辽金,均被列为禁书。

  终元之世,围绕辽、宋、金三史编纂体例,扰攘不已,纷争难平,其问题的实质就是怎样认识由契丹、党项、女真建立的王朝在中国史上所处的地位?怎样认识这些王朝的文化倾向和特点?怎样认识元朝与这些王朝之间的历史联系?同时也是怎样认识和安排元朝在中国史上的位置?事实上,这一争论贯穿于此后的全部中国史,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现实之中。从元朝直至今日,对于10至13世纪发生的中华世界的分裂、重组与再造,始终存在着多元立场、多种角度的叙事和建构,或以“华夷之辨”的立场,或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立场,或从少数民族政权“汉化”的视角,或从中国传统王朝史的视角,或从内亚游牧国家之历史发展的视角,或从欧亚史、帝国史的视角,或从全球史的视角……各有各的动机和目的,各有各的所见和不见,始终存在着牵动现实情感和思想分歧的争论,也互相交叉、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些观点和叙述框架进行一番整理和检讨,以充分面对和理解中国历史的“叙述之难”,以及这种“叙述之难”所呈现出的中国历史和文明内部的多元性、丰富性、异质性。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在今天的时代重新叙述和解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形成,重新建立适于时合于势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中国”认同。

一句话历史不可能不含有后世人民族感情色彩,只是深浅而已,浅一些将辽金宋列入中国正统王朝,深一些,除了宋以外,全部不是

  一、中国历史的“叙述之难”

答案自然是不是的。首先要明白正统王朝的概念是什么,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个不假,但是自凡是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都会有一个主体民族,而这个主体民族的文化将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毫无疑问,中国的主流民族就是汉族,主流文化就是汉文化,汉文化可以说是直接来自华夏文化的,因此我们说在中国这片土地,奉行华夏文化,并以华夏文化为正朔,并继承前朝衣钵继续发展的王朝才是正统,这么一看,很明显就排除了辽金的正统性,因为大辽直到萧太后听政时期才开始汉化,而金国压根就没开始汉化。也就是说虽然金国占据了中原,南宋绍兴后几年奉金国为宗主国,但是金国仍然没有取缔了南宋华夏正统的位置,后来南宋文人所争的,也只是“中国”的名号而已,并非华夏,因为这个大伙心里都清楚。最直观的例子就是蒙元灭宋,为的就是夺得正朔的地位,因为大元文人说得好,只要南宋在一天,你大元的正统性就会遭到质疑。
图片 1

  认识中国历史,不是站在汉族中原王朝的立场上,而是打破长城的界限,把北方草原和中原南方连成一体,认清其结构性关系,这本来是新中国大力倡导的“多民族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新中国主流学界因为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长期以来对西方和日本的内亚史研究传统,对任何从内亚立场对北族王朝进行的研究,都十分警惕和排斥。无论怎样合理定义“中国”的疆域,中国史长期以来都被当作一种“国别史”,并在“国别史”范畴下对北族王朝的历史进行民族史或断代史的研究。这样一来,以北方草原民族为本位,对长城以北地区以及民族之历史的认识,就显得不足和单薄。所以,尽管强调“互动”,强调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但是中原农耕地区的“核心”作用还是大大强化,而北方民族主动参与和塑造中国史的历史还是模糊不清。

图片 2

  (一)10至13世纪创建征服王朝的民族无论契丹、女真还是蒙古,都不是新来者或局外人,他们很久以来就是中国体系的一部分,在建立一个帝国的前后,其政治上文化上的成熟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他们也绝对不是纯粹的游牧民,不是所谓的游牧帝国,他们从事混合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本身都是多种族多语言的联盟,其中汉人是重要的组成。因此,我们绝不能把征服王朝和中原王朝之间的对抗,按传统的方式想象成华夷之间即高等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对抗。

那些人都是胡人的遗留,北方人居多?当时被金和辽奴役,也不管金和辽有没有把他们的祖宗当人看,两脚羊也无所谓!

  一是证明中国也是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

回答:

  当今中国学者之积极吸收、采用“征服王朝论”和“内亚史观”,其意图在于以一种全球史、区域史的叙述策略,突破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叙事框架,强调这个时代辽、夏、金、元政权的民族主体性、征服性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内亚游牧帝国的历史脉络,从而将之从中国王朝史的脉络中解放出来,发掘其社会、文化、政治上难以被传统的中国史叙事回收的那些面相。这样一些尝试,有助于我们打开重新观察中国历史的视野,更加充分地认识中国的多种文化因素,发掘内在于中国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使得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亚洲、世界的历史联系,而这些方面都是以往以中原—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史观乃至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叙事所无法充分认识的。但是,无论“内亚史观”还是“征服王朝论”确实又有另外一面,它或多或少质疑、解构着作为政治和文化统一体的“中国”概念及其连续性的历史叙事,忽视或较少强调贯穿于中国史的超越具体政权的“中国”认同,不太理解和尊重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意识,把那种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多民族甚至多文明的复合型社会看做是人为的强制的,是不自然、不正当的,这与我们作为中国学者的情感、政治立场是有所冲突的。

回答:

  三、“汉化史观”与“多元一体”视野下的宋辽金史

他自入主中原以来,便在执政后积极推动汉制改革,把汉文化当作自己的文化。并采取推行一系列的措施:迁首都到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任用汉人的贤能之人为自己所用,也为之后金朝的中央集权打下坚定的基础。

  摘要:从唐王朝名义上统一的最终结束,到元世祖再次统一,10至13世纪是中国再次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完整的历史周期。从元朝直至今日,对于10至13世纪发生的中华世界的分裂、重组与再造,始终存在着多元立场、多种角度的叙事和建构,存在着牵动现实情感和思想分歧的争论。对这些观点和叙述框架进行全面的整理和检讨,以充分面对和理解中国历史的”叙述之难”,以及这种”叙述之难”所呈现出的中国历史和文明内部的多元性、丰富性、异质性,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在今天的时代重新叙述和解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形成,重新建立适于时合于势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中国”认同。

正统一词,最早源于儒教圣经《春秋》一书,又是法统,道统,礼仪之统。而正统王朝的释义最早是指一系相承,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后来又解释为符合华夏礼仪,落实春秋大义,一统中国的封建王朝;且正统一说大多来源于乱世。
图片 3
譬如和中原王朝针锋相对的少数民族和外族入侵朝代,最典型的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了。然而现在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正统朝代为:夏-商-西周-东周-秦-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南朝-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南宋-元-明-清。

  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有一个根本的预设:民族国家是适应资本主义市场并形成民主体制的基本条件,宋、明的“资本主义”都产生于相对单一的汉族王朝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而将不同的民族、地域、文化纽合在一起的北族王朝阻碍了近代化进程,那么,继承北族王朝之政治遗产和国家理想的现代中国,则是不够“现代”的,它有待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宫崎市定“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说在当今史学界是相当流行的,很多观点都与之相关,如宋朝产生了含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中国”意识,有了关于“中国”的有限的空间意识;10至13世纪,“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了对等外交关系,东亚世界超越朝贡体系,形成了多元的国际体系,等等。这些观点在强调了10至13世纪中国史的某些重大变化的同时,却忽略了在这个时代自称“中国”的除了宋还有辽、金,激烈的“正统”之争中反映出来的“大一统”观念,比之具有近代民族主义色彩的“华夷之辨”其实更为重要,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中国重新实现“大一统”局面的历史动力将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正史并不承认辽国和金国是正统王朝,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认为辽和金是正统朝代呢?这值得我们深深考究一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人传统的华夷观念,正统的界限通常是文化而不是血缘种族。其实,这还要从《二十四史》这本史料巨著说起。

  宋、明“华夷之辨”的正统论和元、清“各与正统”的正统论,并没有随着王朝时代的终结而终结,它们各自以新的形式存在于现代中国认同意识的深层。大略而言,民国学界的中国史观,继承了“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和中国意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中国史观,更是对“各与正统”的正统观和中国意识的继承与发扬。

二十四史就是证据,辽宋金是并存的三个正统皇朝,辽以唐继承者自居,其实也是,金其实是当时中华七国的老大宗主国,汉唐元明清都是包容性最强的中华帝国,所以他们都有顶峰时刻,尤其是唐朝40%的官员都不是汉族,大唐盛世是各族共同的努力,汉朝收服各族尤其匈奴有很多都为汉族做出杰出贡献,元朝是蒙汉色目共政,明利用归附的蒙族回族和南疆各土司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定,郑和就是回族人,清是满汉回蒙藏合一体有效的把中华版图固定,这是这些帝国强盛的原因之一,反观最垃圾的晋和民国就是大汉主义的典型,晋把已经归附的五族当牲口看待,这就是八王之乱后五族之乱的原因,五族已经没活路,民国更差地图画得很大,但孙文和秃子只要汉地十八省,内蒙外蒙新疆西藏早就不是民国领土,包括东北也只是名义上易帜,这些地方全是毛爷爷和解放军重新夺回来的,还有宋如果不是有吐蕃的帮助根本不可能打败西夏,而且大理和高丽都是宋的战马来源地,他们都不是汉族只是奉宋为宗主,还是这样说宋是南朝是南方宗主国,辽金是北朝北方宗主国,辽宋金都是正统中华帝国,现在的新中国更有包容性不但是各族团结,而且要把一切能利用的资源和人才全利用上,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由www.8455.com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部族多元一体,怎么着认识10至13世纪中国世界的